[太阳]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脱险后，在南京下飞机，何应钦第一个上去迎接，蒋介石却冷漠的绕开他走到一位老者面前，忍着腰痛，深深的鞠了一躬。 （参考资料：2018-08-23 人民政协报——辛亥革命元老林森） 在中国近代史上，提起大人物，人们总会想到孙中山、蒋介石，林森这个名字，即便顶着“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也常常显得面目模糊，他不像个叱咤风云的枭雄，倒像个来稳定场面的老好人。 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有时候，稳住场面的角色，比开疆拓土的角色更难当。 林森的故事，得从他当一个“铁杆粉丝”说起，1914年，孙中山搞“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身边冷冷清清，林森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跟了过去，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看重的，正是他这份忠诚与执行力，于是交给他一个硬任务：去美洲管党务、筹经费，准备“讨袁”。 这活儿不好干，既要跟侨胞打交道，又要跟钱打交道，可林森愣是把这事办成了，他领导的国民党美洲支部，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搞得有声有色，孙中山都忍不住夸它是“领袖支部”。 两年后，林森回国，继续在护法运动里出工出力，他干的不只是具体的组织工作，更重要的是为革命精神“塑形”。 1919年，他在孙中山支持下，一手操办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修建，还亲自编写《碧血黄花集》，在广州主持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祭，说白了，他是在用烈士的鲜血故事，重新唤醒民国初年那份正在褪色的革命记忆。 干着干着，林森在国民党内的分量也越来越重，1923年，国民党走到了改组的十字路口，内部意见乱成一锅粥。 孙中山指定林森当“党务讨论会”主席，召集各路人马先“通通气”，这被看作是国民党改组的序曲，紧接着，他又和胡汉民等人一起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全面负责改组的筹备。 等到国民党“一大”这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召开，林森直接进了五人主席团，主持会议的次数仅次于孙中山，他顺理成章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管着海外部。 1925年孙中山去世，林森又把全部精力扑在了给这位他追随一生的导师办后事上，从总理葬事委员会的常委，到后来的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他把这当成送别导师的最后一程，为中山陵的修建耗尽心血。 1929年那场气氛凝重的“奉安大典”，林森作为首席代表，每个细节都亲自过问，确保万无一失，这既是告慰，也是他革命生涯一个阶段的终点。 谁知，历史很快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新角色，1931年底，日本侵华引发众怒，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内蒋、汪、胡几大派系斗得不可开交。 国家眼看要散架，为了不彻底撕破脸，各派只好妥协，共同推举了一位谁都觉得“没威胁”的人物——年事已高、没兵没权的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这步棋，本来只是各派的权宜之计，谁也没想到，效果出奇地好，林森的上任，就像一个“均衡器”，一下子缓和了国民党内部持续多年的派系争斗。 他没什么野心，反而成了最大的政治资本，为之后一致对外创造了最起码的稳定，面对国难，林森的方针很明确：对内能团结就团结，对外必须抵抗。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他公开表态：“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旗帜鲜明地给十九路军撑腰。 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南京那边一片喊杀声，林森却顶住压力，明确表示“讨伐令不可下”，极力主张和平解决。 也正因如此，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忍着腰伤也要向他深深鞠躬，这一躬，谢的是救命之恩，更是对一位政治老人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远见与担当的敬意。 全面抗战爆发后，林森作为国家元首，立场愈发坚定，他反复强调要打“持久战争”，要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而对汪精卫之流的投降派，他的态度没有半点含糊，带头主张开除其党籍、全国通缉，号召“肃清汉奸”。 1941年12月9日，正是他以中国国家元首的名义，向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正式宣战，次年元旦，他又推动中国与美、苏、英等国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为中国争取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创始国的地位。 即便在战火中，林森也没忘了为他奋斗一生的共和理念留下些什么，1939年，他牵头提议，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个提议在1940年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将孙中山的精神图腾永远地刻在了国家记忆里。 可惜，这位为国事操劳一生的老人，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1943年8月1日，林森病逝于重庆。 回顾他的一生，前期是孙中山最可靠的执行者，后期是各派势力都能接受的“粘合剂”，他不追求权力，权力却在最需要稳定的时候找到了他，他不是开天辟地的英雄，却在国家大厦将倾时，默默地当了那根顶梁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