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钱学森整日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家人都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于是找来医生检查，

晚年的钱学森整日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家人都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于是找来医生检查，医生询问：“钱老，100减7等于几？”谁料，钱老听后怒声呵斥道：“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没想到，这句话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晚年的钱老，身体确实不怎么好，常年卧床，话也变得很少。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看着他整日静默的样子，心里着急，这才有了请医生上门这出戏。 外人看到的，是一个衰老、虚弱的躯体。但他们看不到的，是那颗依旧在高速运转的大脑。 钱老有个习惯，保持了几十年，就是剪报。即便是躺在病床上，他每天雷打不动地要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这些报刊。读还不算完，看到重要的文章，他会非常费力地让秘书或者家人帮忙剪下来，整理成册。 更绝的是，他还要在这些剪报旁边做批注。你以为是随便写写画画？根本不是。他用的是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写下工整的楷书，分析文章里的数据，推演里面的逻辑，甚至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个连翻身都困难的老人，心里装的还是整个国家的科技蓝图和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他思考的问题，早就超越了“100减7”这种层次。你问他这个，他没直接把床头柜上的书扔过去，都算是涵养好的了。 他的骄傲，来源于他对自己身份的绝对认同。这种认同，是用一辈子的奉献和成就换来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学森在美国已经是顶级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住着豪宅，开着好车，生活优渥到咱们今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那个时候，他参与的都是美国最前沿的火箭研究，是绝对的核心人物。 可当他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心里那团火“腾”地一下就烧起来了。他跟妻子蒋英说：“我们该回去了，回到我们的祖国去。” 回去的路，那叫一个九死一生。美国人知道他的价值，哪能轻易放他走。先是软禁，然后是无休止的审查和骚扰。整整五年，他失去自由，精神和肉体都备受折磨。 最后，还是咱们国家用11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才把他换了回来。 1955年，他踏上回国的轮船，对记者说：“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起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他没有说空话。他回来的时候，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完全就是一张白纸。没技术、没设备、没人才，啥都没有。 是他，带着一群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从最基础的空气动力学讲起，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推导，一张图纸一张图纸地设计。饿了，就啃个窝窝头；困了，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 那份艰苦，咱们现在的人很难体会。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硬是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把中国的导弹送上了天，把卫星打进了轨道。 “两弹一星”的成功，给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注入了一剂最强的强心针。它告诉全世界，中国人，站起来了！ 这份底气，就是钱学森敢对医生吼出那句话的根源。他的名字，早就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今天，钱老那一代人奋斗的成果，我们正在享受。你看，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是太空中唯一的“三室两厅”，成了全人类仰望的星辰。去年到今年，我们的“神舟”飞船接力上天，航天员在上面搞直播、做实验，就跟在地面上一样平常。 前段时间，国家公布了更宏伟的计划，比如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已经确定，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还有探测更遥远宇宙的“觅音计划”，要去寻找地外宜居行星。 这一切，都源于钱学森当年打下的那片江山。他的遗产，不只是几个火箭型号，而是一整套科学思想、一套人才培养体系、一种不畏艰难的民族精神。 钱老晚年最忧心忡忡的，就是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反复提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问题，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钱学森那一声怒吼，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用简单的、世俗的标准，去衡量那些为国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先生”。 更不要因为他们老了、病了，就忘记了他们曾经如何燃烧自己，照亮一个时代。 他的一生，极其简朴。他的稿费和奖金，绝大部分都捐了出去。开会时加个菜，他都坚持自己多掏钱，理由是“我的工资最高”。他的家里，没有什么豪华的装饰，最多的就是书。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但正如有人评价的，他的一生，就是最好的遗言。他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奉献，什么是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