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陈赓来越南做"场外指导”，第一仗就让越军奔袭4天，武元甲打电话说情:“部队太疲劳了，我看一下子很难攻上去...”，陈赓怒拍桌子:“如果这样的仗还不打，我就卷起铺盖走了” 1949年12月，胡志明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法国人死咬着越北几个交通咽喉，武元甲的部队几番冲击，换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尸体。 武器差、训练散，最糟糕的是没指挥节奏。 对面是法军，那可不是散兵游勇，是真正的殖民老炮。 胡志明思来想去，得找老朋友帮帮忙。他先派了两位特使去香港见中国方面的人，信写得情真意切，金条藏在大红鱼肚子里，带着的是一封私人又不私人的求援信。 那封信写给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头称他们“恩哥、颖姐”。 情谊这玩意儿，有时候比兵强马壮更管用。 后来，胡志明干脆亲自来了。 从越南丛林一路走到广西南宁，走了十几天，没带仪仗队，只带了真诚和焦虑。 他不是来吃饭聊天的，他是来请人“救火”的。 接待他的，是张云逸和陈赓。 这两人跟胡志明都不算陌生，尤其是陈赓。 早在广州大革命时期，三人就打过交道。胡志明当年给鲍罗廷当翻译，常出入黄埔军校，跟周恩来、陈赓打过不少交道，还一起参加过邓颖超的婚礼。 这一层旧情，换来了陈赓的“再出山”。 但这回，他不是将军陈赓，而是顾问陈赓。 任务很明确：中方不派兵，不插手战术细节，但要帮越军打赢这场“边界战役”。 7月中旬，陈赓带着顾问团悄无声息地抵达越北。 越军对中方的到来既期待又不安。一方面觉得终于有靠山了，另一方面又怕被架空。 陈赓什么都没说，一头扎进作战地图和侦察情报里。 那时候的越军，高层指挥靠气势，中层战术靠胆子，通讯靠人跑。 兵是热血的兵，打法却还是游击那一套。 有城就打，有山就躲，碰上法军重炮，连个像样的应对方式都拿不出来。 他们最想打的，是高平。 那是一座重镇，离中国不远，是法军在越北的指挥和补给节点。 拿下高平，就像切断了法国人一半的手筋。 但问题也大——高平三面有水，背靠大山，工事牢固，还有新调来的法军增援。 打是能打，就是伤不起。 越军高层摆了张地图就指着高平说：就它了，一鼓作气，打下来就解放大半边天。 陈赓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他让吴效闵去做了实地侦察，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城虽小，易守难攻，敌情复杂。 这不是场可以赌的仗。 他换了个方向，手指点在地图上的“东溪”。 那个地方，离高平四十多公里，看起来不起眼，但位置刁钻。 东溪卡在中国到高平的补给线上，一旦拿下，法军必定从高平或七溪调兵援救，援军一动，就给了越军埋伏的机会。 他把武元甲叫来，边说边比划，讲了一通“围点打援”。 武元甲不太信：“你这打法，跟我们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陈赓笑了：“你要真想打下高平，先得把法军的援兵咬住，别让他们跑了。直接攻城，赢也只是表面风光，打完又守不住。” 他说得有理，但不是所有人都听得进去。 越军里不少人觉得陈赓太保守，连高平都不敢打，还叫什么“援军”。 尤其东溪不过几百名法军，值得这么折腾吗？ 陈赓没发火，反而多次召开会议，一遍遍讲解部署、节奏、火力配合。 越军有人反问：“我们体力差，连续作战吃不消。”这时他拍了桌子：“那更不能先打硬骨头。打胜仗是最好的体能补药。” 说是这么说，真打起来还是满是磕绊。 9月16日凌晨，越军启动攻势，先打东溪北部小据点，遭到五架法军战机压制。 一开始看起来顺利，但很快就出了问题。 炮兵选的位置，是四个月前越军打过败仗的旧阵地，地上还残留着罐头盒。 窦金波察觉不对，连忙命人挖掘单人掩体。果然，法军火力压来，若不是他临时调整，伤亡恐怕会成倍增加。 这仗打了12个小时，眼看胜利在望，越军却突然下令撤退。 原因不是伤亡，而是“天亮了，怕飞机来”。 陈赓气得一夜没睡，顾问团抓紧总结问题：时间混乱、通讯脱节、部队拖延、命令传达滞后。 东溪第一次攻打失败，但不是彻底白费。 第二天晚上，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再次进攻。 这次，守军被歼，东溪拿下。法军被撕开口子，七溪方向果然调兵增援，正落进越军设伏之中。 但真正让陈赓火冒三丈的，是后面那一幕。 法军大部队由勒巴日指挥，从七溪出发增援。途中被越军狙击，进退两难，正适合“牛皮糖战法”——缠住、不松口、慢慢咬。 但关键时候，武元甲一句话打断了节奏：“部队打了四天太累，想歇一歇。” 陈赓当场就炸了：“如果这样的仗都不打，我就卷起铺盖回国！” 在陈赓的坚持下，308师继续追击，勒巴日被俘，高平随后失守。 战果清晰：歼敌五千人，打通越中边境交通线。 中国的援助物资再也不用绕路，可以直达越北战场。毛泽东发电庆贺，语气不多，却足够分量：“越军大胜，极慰。”这场胜仗，不只是越南的转折，也是中国军事顾问制度的试水之作。 没有直接出兵，却能通过智力与经验输出来帮一个国家赢下关键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