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甘岭坑道战的唯一女兵刘禄曾赴美出差，在纽约一餐厅聚餐的时候，一名五

1979年，上甘岭坑道战的唯一女兵刘禄曾赴美出差，在纽约一餐厅聚餐的时候，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一直盯着刘禄曾，正当她打算质问对方为什么盯着自己的时候，这名男子突然走到了她身边，激动地问她是不是姓“刘”。 五十四岁的中国外事工作者刘禄曾正陪同教育家吴贻芳博士在美访问，此刻她们受邀与白罗克仑博物馆工作人员共进晚餐。 餐厅收银台后方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用灼灼目光注视了这位东方女性整整二十分钟，这位餐厅老板詹姆斯·伯特纳终究按捺不住激动，径直走到刘禄曾面前用颤抖的声音询问对方姓氏。 当确认眼前人就是二十多年前朝鲜战场上的故人时，这位美国退伍老兵的眼眶瞬间湿润，二十六年前的画面如同老电影般在两人脑海中徐徐展开——那年他们都还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朝鲜半岛的炮火中相遇。 1950年深秋，刚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的刘禄曾毅然参军，成为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工部英语翻译，这个上海姑娘在鸭绿江畔剪去长发，背着军用挎包跨过冰封的江面。 在长津湖战役中，她亲历了零下四十度的极寒，用冻得发紫的手指记录下数千份战俘资料，被俘美军士兵詹姆斯当时刚满二十岁，作为陆战一师新兵在黄草岭被俘时，左腿还带着炮弹片划出的伤口。 在临时战俘收容所里，这个金发碧眼的大个子因伤口感染持续高烧，蜷缩在草垫上瑟瑟发抖，刘禄曾在例行巡查时发现这个特殊病例，连夜找来军医处理化脓的伤口，还从炊事班要来热姜汤。 治疗过程中发生了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某个年轻战士好奇地用手指刮弄詹姆斯高挺的鼻梁，引得战俘敢怒不敢言。 刘禄曾当即严肃制止这种行为，特意用英语向詹姆斯解释我军优待俘虏政策，这个细节让原本惶惑不安的美国青年第一次感受到人格尊严的平等对待。 随着战事推进，刘禄曾所在的敌工部开始系统组织战俘教育，她带着自编的英语教材，教这些异国士兵认汉字、唱红歌。 圣诞节前夜，这个聪慧的翻译官提议用留声机播放《铃儿响叮当》，还组织战俘们用松枝编织圣诞装饰，这些充满人性温度的安排，悄然改变着战俘们对中国军人的认知。 1953年7月停战协议签订后，刘禄曾最后一次为战俘们分发回国物资，临别时她说的那句"We want peace，we hate war"成为刻在詹姆斯记忆深处的烙印。 这个美国青年带着三枚"和平鸽"纪念章回到故乡，却始终忘不了战俘营里那个为他据理力争的中国女军官。 时光流转到1979年，当詹姆斯在自家餐厅认出正在用筷子的刘禄曾时，胸前的和平鸽徽章仍在微微发亮，两个曾经敌对阵营的军人，此刻在纽约的春光里握手言和。 詹姆斯指着墙上挂着的汉字条幅"和为贵"，向在场宾客讲述那段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战俘经历，这场意外重逢后来被收录在白罗克仑博物馆的东亚和平史料专柜。 档案编号NY1979-035的卷宗里，保存着刘禄曾当年手写的战俘登记表复印件，以及詹姆斯捐赠的1952年战俘营圣诞菜单，泛黄的纸页上还能清晰辨认出"姜汤""消炎片"等中英双语记录，见证着特殊年代的人性微光。 店主詹姆斯每年圣诞节都会在门口挂起松枝环，就像当年在朝鲜战俘营里学到的那样，而远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展厅，循环播放的纪录片里始终保留着刘禄曾审阅战俘资料的珍贵镜头。 这两个不同国籍的老兵用半生时光诠释着战争的荒诞与和平的珍贵，当詹姆斯向顾客展示他珍藏的和平鸽徽章时，总会指着东方感慨："有些人的善意能穿透最厚的战壕。" 而在中国某干休所的庭院里，刘禄曾抚摸着旧相册中的战俘合影，常常对来访者说："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被战争耽误的普通人。" 这段跨越太平洋的缘分，在时代浪潮中沉淀成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它提醒着世人：在枪炮与玫瑰之间，永远存在着第三种可能——那就是放下成见的理解，跨越鸿沟的对话，以及历经战火淬炼的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