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帝梁家辉曾经在节目上谈到爱国情结，他毫不留情表示 “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被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在回归以前，我们这一辈人很缺乏对祖国的概念！”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殖民历史留下的那层模糊的膜。 1960 年代的香港小学课堂里，梁家辉和同学们每天要对着英国国旗敬礼，课本上印着 “大英帝国海外领地” 的字样，而中国的版图在地图上只是一块模糊的色块。 老师教他们背诵莎士比亚的诗句，却绝口不提岳飞、文天祥；教他们计算英镑与先令的换算，却不告诉他们长城有多长，黄河流向何方。 这种教育像精心修剪的盆景，让本土的根须在不知不觉中枯萎。 街头的符号更在强化这种割裂。尖沙咀的钟楼刻着 “1910”，那是英国殖民者建造的纪念碑；中环的银行大厦顶端飘着米字旗，门口的警卫穿着英式制服；连凉茶铺的招牌，都有一半写着英文译名。 有次梁家辉跟着父亲去油麻地，看到一个卖糖画的老人被警察驱赶，只因为 “妨碍了英国绅士的通行”。他那时不懂什么是殖民，只觉得黄皮肤的人好像天生矮一截。 这种 “缺乏概念” 渗透在生活的缝隙里。1970 年代，梁家辉在 TVB 当演员，拍古装剧时穿的龙袍要送到英国领事馆审批，理由是 “避免冒犯王室”。 有次剧组要拍一场 “祭孔” 的戏，道具组找不到像样的孔子画像，最后只能用一张模糊的印刷品代替 —— 那时的香港，儒家文化的痕迹比西方节日的装饰还要稀薄。 他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是在一部内地电影的片段里，身边的同事还在笑 “这歌太土了”，没人知道那是国歌。 但血脉里的东西终究藏不住。每年春节，梁家辉的母亲总会偷偷包酸菜饺子，说 “这是老家的味道”；街坊里的老人去世，一定要请道士做场法事，哪怕英国牧师再三劝阻；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传来，皇后大道上的华人自发捐款，钱箱前的长队排了整整三条街。 这些被殖民当局视为 “落后习俗” 的坚持，其实是文化基因的顽强复苏，像石缝里的草，在压制中悄悄生长。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那天，梁家辉正在拍摄《垂帘听政》。 片场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谈判结果，饰演咸丰帝的他突然对着镜头说不出台词 —— 他意识到，自己演了那么多中国皇帝，却连 “中国人” 这三个字的分量都没真正弄懂。 那天收工后，他去书店买了一套《中国通史》，书页里夹着的报纸上，有港人举着 “我们要回家” 的标语游行，照片里的人眼神迷茫，却带着一丝期待。 回归前夜的香港，空气中弥漫着复杂的情绪。有人在街头烧英国国旗，有人忙着把资产转移到海外，还有人聚在维港边，等着看五星红旗升起。 梁家辉带着女儿站在人群里，当国歌响起时，他突然发现身边的老人在抹眼泪，年轻人在跟着哼唱，连平时傲慢的英国警察都立正站好。 那一刻他懂了，“祖国” 不是课本里的词，是无数人血脉里的牵挂，只是被历史的尘埃盖得太久。 这些年的变化藏在细节里。香港中学的历史课上，“中国史” 终于不再是选修课；地铁里的报站先用粤语，再用普通话，最后才是英文；年轻人去深圳创业、去北京上学，回来会说 “内地的高铁比香港地铁快多了”。 梁家辉带着孙女去参观故宫，小女孩指着九龙壁问 “这是不是比迪士尼城堡厉害”，他笑着点头，眼眶却湿了 —— 那是他小时候连图片都少见的文化符号，如今成了孩子眼里的骄傲。 殖民留下的伤口需要时间愈合。仍有人在街头喊着割裂的口号，仍有人觉得 “香港人” 与 “中国人” 是对立的身份，但更多人在经历中明白：背靠祖国的香港，才能在风暴中站稳脚跟。 就像梁家辉在一次访谈里说的：“可悲不可悲，要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找回根。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算什么？我们的文明有五千年呢。” 维港的夜景依旧璀璨，只是如今的灯光里，多了五星红旗的倒影。那些曾经 “缺乏祖国概念” 的香港人，正在用脚步丈量故土，用眼睛重新认识祖国。 梁家辉的话，不是对过去的抱怨，而是对未来的提醒：身份认同从来不是天生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主动去连接、去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