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丁盛将军在军事学院作报告时讲道：“54军是三等部队，要是换别的部队，印军会被揍得更惨！” 1962年的54军，压根就没想到能摊上这仗。 那时候部队官兵满脑子想的都是“完成任务，搞个几百万斤粮食”。当时军里头，只有130师在四川搞生产，另外两个师还在河北唐山打靶训练呢。谁都觉得，跟印度开练这事儿，怎么也轮不到自己这个“农业军”头上。 结果，总参一纸电令下来，还真就点了54军的将。丁盛将军自己都觉得突然，赶紧发电报让另外俩师十万火急地归建。 一万多人，从天南海北往四川集结，装备要整修，人员要收拢，然后二话不说就要上高原。丁盛将军后来回忆，当时他最愁两件事：一是怕有人开小差，二是怕路上翻车。 毕竟太仓促了。有个排长，在雅安处了个对象，没跟组织打报告就住一块了。姑娘舍不得他走，他自己也不太想去，甚至还提出，万一牺牲了，组织得答应他9个条件。这可把丁盛给气坏了，直接下令：“此人不能当干部，到后面背炮弹去！” 好在，绝大多数官兵保家卫国的热情是真高，一路高唱战歌，车轮滚滚就奔向了西藏。 部队到了藏南的察隅，这里紧挨着缅甸和印度。很快，前线抓了个印军少校营长，一审就问出来了：印军的战术指挥部，就在瓦弄。 那就打瓦弄。 一交上手，丁盛就发现印军的毛病了。射击孔开得老大，顶盖的圆木捆得松松垮垮，好像生怕解放军的炮弹和手榴弹掉不进去。 我们的战士用爆破筒去端他们地堡，这玩意儿印军压根没见过。战士们看正面攻不上去，绕到后面，跳上地堡顶，一下就解决了战斗。 最让丁盛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印军的“呆”。 他后来在军事学院作报告，原话大意是： “敌人也笨，他机械执行命令。我们打一个地堡，按理说，旁边的地堡得开火支援吧？他不支援。他也不跑，也不打。我后来问俘虏，你为啥不打？他说长官没让我打。我说那你为啥不跑？他说长官也没让我跑。” 所以，瓦弄之战只打了10个小时，印军就全线崩溃了。第四军军长考尔中将和第十一旅旅长，一看势头不对，立马坐飞机溜了。留下的士兵，除了被成建制歼灭的，剩下的就在高山密林里乱窜。 战后，西方媒体炸了锅。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中国打印度就像小刀切黄油一样”。西德《世界报》说：“简直像风卷残叶那样击败印军”。 外人都觉得我们摧枯拉朽，但丁盛自己却说，咱是“三等部队”。 他说的“三等”，不是战斗力不行，而是指当时54军的装备和准备状态。 一支刚从生产任务里拔出来的部队，很多重装备都还在封存，人员也分散，临战动员，急行军上高原。这状态，跟那些一直在战备值班、兵强马壮的甲类王牌军比，确实有差距。 我们也不能完全说印军是草包。 当时担任“藏字419部队”政委的阴法唐将军（后来是中将），有过一个很客观的评价。他认为，实事求是地说，印军还是很能打的，但有个前提——在工事里。 比如开战初期的卡龙据点争夺战，143名印军守着60多个地堡，死战不退，最后92人被击毙，只有51人被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我军也付出了牺牲21人、负伤29人的代价。这个交换比，并不算特别悬殊。说明印军在依托工事死守时，还是相当顽强的。 但问题是，他们一脱离工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比如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是怎么被打死的？当时我军一个叫潘安寿的班长，带着俩战士搞前卫搜索，跟辛格准将率领的一百多号残兵遭遇了。咱们这边就三个人，看见对方人多，不跑反冲，直接冲过独木桥就开干了。混战中，潘班长一梭子就把这位印军旅长给报销了。 搞笑的是，我们当时压根不知道打死的是个旅长。直到后来印度方面抗议，说我们打死了他们的将官也不通报，我们才派人回去把尸体挖出来确认。 打仗打的是军事，也是政治。 丁盛将军对印军俘虏的最大印象，就一个字：穷。 这些俘虏，以为被抓了肯定没命，吓得跳崖、寻死的都有。可被俘后，第一反应是拍拍肚子，比划说饿了。我们的战士虽然自己也吃得紧，但还是把珍贵的糍粑分给他们。 解放军跟那么多军队打过仗，从没见过像印军这么穷的。不光缴获不到啥好东西，还得自己往里搭。棉衣、毛巾、肥皂……全给配上。考虑到他们吃饭习惯，大米和油饼都尽量满足。 有个印军少校后来跟丁盛说，他有两点没想到：第一，他们的部队败得这么快；第二，解放军的俘虏政策这么好。 有的俘虏从刚被抓时的惊恐万状，到后来变得笑嘻嘻的，甚至说：“战争前我恨死你们了，现在不恨了，我愿意一辈子当中国人的俘虏。” 丁盛开玩笑问他们：“放你们回去，又当兵来打我们怎么办？” 俘虏们乐呵呵地回答：“我们插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