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外交部一间办公室内，高层领导尽出，对一位21岁的青年循循善诱，希望对方能来外交部上班，但他却始终拒绝，此人到底是何来路？
这个刚从南京大学毕业的青年名叫厉声教，此刻他面对的是旁人求之不得的机会，进入外交部工作。
可出乎意料的是，他始终没有点头应允，这已经是外交部第二次向他发出邀请，而他的态度依然犹豫不决。
厉声教出身于江南名门，家族背景显赫，祖父厉良玉是晚清著名的篆刻书画大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
父亲厉麟似乃民国时期与顾维钧齐名的外交家，曾担任蒋介石对德外交顾问，还是联合国中国分部创办人，母亲唐丽玲则是上海滩有名的钢琴演奏家兼电影演员。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厉声教自幼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六岁能作对联，八岁可赋诗词，国学根基深厚，西学造诣也远超同龄人。
1952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后，厉声教很快成为校园风云人物，他不仅专业课成绩优异，英语水平突出，还是校篮球队主力队员，同时入选南京市足球队，代表南京参加过全国性体育赛事。
在南京大学首届运动会上，他甚至还夺得了百米短跑季军，这样文武双全的表现，自然引起了多方关注。
当时新中国外交事业正值拓荒时期，周恩来总理敏锐意识到专业外交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许多从革命队伍转行的外交官虽政治过硬，却缺乏系统的国际法和外交训练。
特别是像刘泽荣这样的国际法泰斗年事渐高，急需培养接班人，刘泽荣早年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持边界事务，是周总理倚重的专家。
在外交部酝酿人才培养计划时，南京大学推荐了厉声教，考察过他的综合素养后，外交部首次发出调令。
但厉声教却选择去外交学院世界经济教研室任教，婉拒了外交部邀请，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多位高层领导集体出面，专门为说服一个年轻人再度齐聚。
办公室里，领导们坦诚道出实情：这次邀请，是希望他成为刘泽荣的关门弟子和接班人，当时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人才稀缺，刘泽荣年近七旬却苦无传人。
听闻此言，厉声教提出想先见见这位前辈，几天后，在外交部安排下，两代人在北京一处简朴居所相见。
刘泽荣没有空谈大道理，而是拿出地图详述当时中国面临的边界危机：中缅勘界争议悬而未决，中印边境摩擦暗流涌动，沿海岛屿主权纷争错综复杂。
老人手指划过蜿蜒的国境线，声音凝重："这些红线背后，都是国土安危。"
这次谈话让厉声教彻夜未眠，他最终意识到研究室里的理论探索，远不及守护国土边界责任重大。
1956年11月，厉声教正式调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他成为刘泽荣唯一的入室弟子，与后来担任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的倪征燠成为同事。
在严师指导下，他系统钻研国际法和边界问题，很快显露出过人天赋，次年参与中缅边界谈判时，他深入云南卡瓦山区实地勘察，在原始丛林里带着护卫队穿梭两个多月，获取了大量关键地理数据。
1960年他撰写的《波兰领土变迁》研究报告，因精准分析德波边界寇松线问题震动外交系统，报告被直送中央领导案头，外交部专门安排他作专题讲座，连国际法学泰斗周鲠生都赞叹不已。
当刘泽荣等专家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领海法律问题时，年轻的厉声教作为接班人陪同在侧，开始进入领导人视野。
特殊年代里，厉声教虽遭遇坎坷，但始终坚守外交人的专业操守。1972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他作为核心法律顾问参加长达十年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在讨论领海宽度时，部分国家主张200海里，他依据中国实情力主12海里，并上书周恩来总理详细论证。
这份建议获得总理亲笔批示支持，最终使中国在1982年以既定主张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份公约的中英文本，正是由厉声教与倪征燠主持起草定稿的。
改革开放后，厉声教进入外交实践新阶段，1987年出任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期间，他推动两国多领域合作，被巴巴多斯"独立之父"、总理巴罗视为挚友。
转任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时，他着力维护华侨权益，当地华人社区至今流传着他深夜探访遇困侨胞的事迹，安大略省政府曾专门颁发奖状，表彰他对中加文化交流的贡献。
晚年退居二线的厉声教依然心系外交，除担任外交部顾问外，还致力于培养新人，他常对年轻同事说："边界线上的每个标点，都连着国土家园。"
2017年8月病逝前，他留下遗嘱将遗体捐给医学研究，丧葬费捐给母校和老年疾病研究机构，最后的心愿仍是为社会尽绵薄之力。
回望1956年那个秋日，当年轻的地理系毕业生在办公室迟疑不决时，没人能预料这个选择将牵动中国外交四十载风云。
从云南边陲的勘界小队，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谈判席，厉声教用毕生践行了当年对刘泽荣的承诺，把学问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刻进蔚蓝的海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