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黄家驹在日本摔伤去世，蔡澜前往为他操办葬礼，记者问蔡澜：“你与黄家驹非亲非故，为什么愿意出手帮忙？” 蔡澜一句话就让记者敬佩不已。
有人说最牛的是李嘉诚的财富，有人说是向华强的气场，但在真正的圈内人眼里，蔡澜的名字，才是分量最重的那块招牌。
这个戴着圆框眼镜，永远笑眯眯的男人，既没有叱咤风云的资本，也没有呼风唤雨的权力，却凭着一身肝胆，成了无数人危难时最先想到的 “靠山”。
黄家驹的意外，像一块巨石砸进了1993年的夏天。
Beyond 在日本东京富士电视台录制节目时，舞台搭建失误导致黄家驹从三米高的平台坠落，送到医院时已奄奄一息。
消息传回香港，整个乐坛都陷入悲痛，更让乐队成员手足无措的是，他们在日本举目无亲，面对警方的调查、媒体的围堵，连如何将家驹的遗体带回香港都毫无头绪。
“找蔡先生试试。”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彼时的蔡澜正在香港为新出版的美食专栏赶稿，接到电话时，窗外正下着瓢泼大雨。他放下笔，只问了一句 “具体地址”，就买了最早一班飞往东京的机票。
赶到医院时，黄家驹的遗体刚被移到太平间。日本媒体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举着相机围在门口，闪光灯在走廊里此起彼伏。
乐队的几个小伙子红着眼圈，面对记者的追问只会说 “不知道”。
蔡澜走上前，用流利的日语对记者说：“逝者为大，现在请让家属和朋友安静告别，有任何问题，我来回答。” 他的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竟让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蔡澜成了最忙碌的人。
他对接日本警方确认事故细节，和殡仪馆敲定遗体防腐的流程，甚至亲自检查棺木的材质——“家驹是玩摇滚的，要选最扎实的木料，不能让他在回国的路上受委屈。” 日本媒体试图炒作 “事故另有隐情”，他直接召开小型发布会，拿出医院的诊断报告和现场照片，条理清晰地驳斥谣言：“请尊重一个逝者的尊严，这比任何头条都重要。”
当黄家驹的遗体被送上飞往香港的航班时，蔡澜站在机场的停机坪，看着飞机划破云层，才松了口气。
回到香港，他又马不停蹄地操办葬礼，从灵堂的布置到悼念仪式的流程，甚至连前来吊唁的亲友名单，都一一过目。
有人说 “你没必要这么上心”，他只是摆摆手：“Beyond 的歌陪我熬过很多难眠的夜晚，这点事算什么。”
葬礼那天，记者终于逮到机会问他：“你与黄家驹非亲非故，为什么要这么做？” 蔡澜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缓缓说道：“我懂日语，又认识日本媒体，这件事由我来处理最适合不过。
Beyond 是我最喜欢的乐队，绝不能让黄家驹在国外受一点委屈。” 没有豪言壮语，却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在这个趋利避害的圈子里，还有人愿意为了一句 “最合适”，放下手头的一切，奔赴一场与己无关的葬礼。
蔡澜的义气，从来不是一时兴起。
当年王羽在韩国拍戏，为了道具砍了一棵树，被当地部门追责，面临巨额罚款和牢狱之灾。
这位曾让谢贤都敬畏三分的武打大佬，在异国他乡束手无策，最终是蔡澜飞赴首尔，找到当地的文化部门负责人，泡在酒馆里喝了三天酒，凭着一句 “他是为了拍好电影才犯的错”，硬是把罚款降到了象征性的数额，还让对方同意将那棵树做成纪念摆件送给王羽。
成龙被黑帮追杀时，干爹何冠昌急得团团转，也是蔡澜把他藏在自己的别墅里，每天亲自下厨给他做鱼蛋粉。
趁着夜色，他找到黑帮的头面人物，笑着说：“成龙这小子是倔，但他拍的电影能让香港被更多人看见，你们杀了他，等于砸了香港的招牌。” 三言两语间，就化解了一场风波。
有人说蔡澜 “风流倜傥”，爱美食，喜美人，活得像个逍遥客。
可只有那些受过他帮助的人才知道，他的逍遥背后，藏着对人情世故的通透，和对 “该出手时就出手” 的坚守。他从不用权力压人，也从不用财富炫人，只是在别人需要时，淡淡地说一句 “我来”。
如今蔡澜虽已离世，但香港的茶餐厅里，还流传着他的故事。有人说他帮黄家驹时，自己的新书发布会在即，却全程缺席；有人说他为成龙周旋时，差点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可他从来没后悔过，就像他在专栏里写的：“人生在世，能帮人时就伸手，别问为什么。”
这种不带功利的义气，在浮躁的娱乐圈里，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
蔡澜或许不是最有钱有势的，但他用一次次 “多管闲事”，活成了大家心中最值得敬佩的模样——真正的威望，从来不是靠吓唬人得来的，而是靠骨子里的担当与善良，一点点攒起来的。
就像黄家驹在《海阔天空》里唱的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蔡澜的一生，也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另一种自由：活得通透，帮得坦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