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外国元首带着夫人来中国访问了。为了“跟上国际外交形势“，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就向上级提出：让领导的夫人陪同，一起参加外交活动。这就是所谓的的“夫人外交“！ 张茜出生在1922年，那时候的武汉已经是战火频仍的城市了，但她的家庭，却在那样的年代里，给了她一把钥匙——读书的机会。 很多人以为她出身名门，其实不然，父母只是普通人，但思想开明，这在当时已经非常不易。 抗战爆发后，她参加游行、走上街头，高喊口号的样子，被父母看见过不止一次。 他们怕她出事，干脆把她关在家里，但根本关不住，她始终觉得，这个国家若没了希望，那读再多书也没意义。 她最后报名参加了新四军，说是报名，其实更像是一种“逃家”行为。 可这一走，却走出了一条和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她没被安排去前线打仗，而是进入了战地服务团，负责文艺演出。 说实话，这不是个轻松活。 那时候物资匮乏，演出服靠缝补，道具简陋，舞台多是在泥地或破庙里临时搭的，有时候演着演着就被炮火打断。但她依旧认真排练，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不含糊。 因为她知道，这些演出不只是给战士们解闷，它们是在传达信念，在战争中点燃士气。 她长得漂亮，这是真的，但更吸引人的，是她身上那种不屈不挠的劲头。 在战地演出队，她成了“宝贝疙瘩”，不少人暗地里喜欢她，追她的人也不少，可她始终没动心。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出现在她生命里。 陈毅彼时已经是新四军的重要将领了，他第一次见到张茜，是在一场战地演出上。 他当时坐在下面，看到台上的她，就觉得眼前一亮。 朱团长一看这是元帅有意，立马想撮合一下。 可陈毅却摆手拒绝了，他说，感情这事不能靠身份，更不能搞“命令式恋爱”。 他只希望朱团长能帮忙引荐一下，剩下的他自己来。 那时候，他开始频繁给张茜写信，一封接一封，每封字迹端正、内容真挚，不是那种泛泛的“喜欢你”，而是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战争思考甚至对未来的看法都写了进去。 张茜起初有些抗拒，不是因为不欣赏陈毅，而是她觉得自己年纪还小，还没准备好谈感情。 她曾托人回信，说希望陈毅不要再写信了。 直到有一次演出需要用到军大衣，团里让她去找陈毅借，她本来犹豫，最后还是去了。 演出结束后，她发现那件军大衣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赞春兰”三个字。 那是她的小名，知道的人屈指可数。 这一刻，她被打动了，不是因为对方是将军，而是因为他在细节里流露出的体贴和用心。 两人后来有过一次长谈，整整聊了八个小时。 她慢慢发现，陈毅并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革命家，而是个极其温柔、尊重女性的男人。 他们在1940年结了婚，战争期间的爱情，总是朴素又沉重。 解放后，陈毅出任上海市长，两人终于能真正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的张茜，依旧对话剧念念不忘，她想继续搞艺术，甚至打算去北京发展。 可陈毅觉得，她的气质、语言能力、文化修养，其实更适合走外交路线。 他劝过几次，都被她回绝了。 最后，陈毅去找了宋庆龄。宋庆龄是张茜极为尊重的人，她听宋先生讲了一席话，最终点头答应，转向外交。 1958年，正是一次意外的机会，让她真正走到了国际舞台上。 当时陈毅临时生病，外交部安排张茜代为接见来访的各国使节，张茜一开始有点紧张，可她一开口，气氛立刻轻松起来。 她说英语不打磕巴，言谈得体，甚至能根据对方文化讲点小笑话，外交部的人都惊讶得不得了。 外宾走后，有几位还特意打电话过来，说“这位夫人代表了中国女性最温柔又最聪明的一面”。 那天之后，她开始频繁出现在外交场合，成了陈毅身边不可或缺的搭档。 “夫人外交”这个词，也是在那个阶段逐渐被提出来的。 那时候，越来越多国家元首来访中国，几乎都会带着夫人。但中国这边，女同志极少有人能应对这种场面。 张茜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代表女性形象”的外交参与者，她不是装点门面，而是实打实地参与谈话、协调礼仪、设计流程。她知道何时该主动寒暄，何时该让人安静沉思。 她还自学了法语，处理起和非英语国家来宾的交流更显从容。 有一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来访，她和陈毅一起接待，全程安排无一疏漏。 等年末中方访问柬埔寨时，张茜成了全权代表。 她的着装、谈吐、礼仪都引发了柬埔寨媒体的大量报道，甚至有当地媒体直接称她是“中国的宋美龄”。 但真正让人敬佩的，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在外交体系中打下的那套“软制度”。 她帮着陈毅一起推动设立“夫人接待制度”，不仅仅是自己上台，还要挑选合适的女干部、培训外事礼仪，甚至连应对外国风俗禁忌的应变话术，都整理成册。 1972年，陈毅因病去世。 张茜强忍悲痛，把陈毅生前所有诗词、文稿整理出版，亲自校对、亲自联系印刷单位。 可这些年积攒的疲惫，终究没能扛过去。 她在1974年春天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反复劝她住院休养，她总说：“等书印完了再说。”最终，她没能等到下一场春暖花开。那年她5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