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一名日军趁夜翻进老农家，偷偷将一摞钱塞进窗户，说那是白天白天打他赔礼的钱，老农不敢吭声，心想日军打人什么时候给过钱？更别说深更半夜的送钱了！
1945年秋天，坂本寅吉随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那年他31岁，离开义乌的那一天，他回头望了一眼楂林村的方向，没有说话。 蒋荷菊站在村口抱着两岁的儿子蒋义生，目送他远去，风吹动她头上的丝巾，她用力搂紧怀里的孩子，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蒋义生记得家里一直有一张泛黄的烈士证书，1950年，村干部把那张红皮的证书送到家里时，他只有七岁，母亲坐在屋里的长凳上，指尖反复摩挲着那几个金字：“革命烈士蒋贤礼”。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纸上，把下面的名字慢慢浸湿，那个名字，她从来没有当着村里人念出来过，她怕别人说三道四，这个男人是个日本人。 村里人提起坂本，总是带着一丝疑虑，战争正烈的年代里，谁也想不到采伐队突然来个日本队长，最开始，村民们都绕着他走，生怕惹上麻烦，可时间久了，他们发现这个日本人不太一样。 有一次，日军命他当众鞭打一个老农，他举起皮鞭吼得震天响，落下去时却轻得像扫帚拂灰，第二天清晨，老农家的窗台上多了一枚银元。 冬天最冷的时候，他总在夜里敲开几户穷苦人家的门，把采伐队仓库的棉被塞进去，说是“皇军赏的”，但他悄悄嘱咐翻译：“快盖上，别冻坏了。” 他娶了蒋荷菊，说是“非她不娶”，婚礼没有鞭炮也没有仪式，他只在红纸上写下“蒋贤礼与蒋荷菊”几个字。 从那之后，他再没用过坂本这个姓，他说：“我既然娶了她，就做个义乌人，”儿子出生后，他抱着孩子说：“姓蒋，取名义生，守义而生。” 坂本出生于日本琦玉县，小时候跟随父亲在上海生活过几年，他会说带点吴语口音的中文，喜欢吃糖，常和邻居家的孩子踢毽子、抽陀螺，回到日本后，他成了皮匠，跟哥哥一起加入反战同盟。 他一直抗拒战争，可1937年开始，日本大量征兵，他也未能幸免，被迫穿上军装后，他被派往中国，在浙东担任炮兵。 战争让他的心越来越沉重，他目睹士兵们抢掠村庄、烧毁房屋、打死平民，他常悄悄记下村民的住处，事后送些钱粮。 有个老婆婆家被搜走了米缸，他夜里送去一袋大米，放在门槛上便走，村民不知道是谁送的，只听见狗叫了一声，又安静下来。 因为这些举动，他渐渐引起了上级的怀疑，后来他被调出部队，去了楂林当采伐队长，他没有抗拒，在那里，他暗中和浙东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把运输路线、物资信息写在烟盒里交给联络员。 有一回，他得知日军将运送一批军火到八里岭背，他连夜把情报送出去，第二天游击队设伏成功，还救出十几名被抓去当挑夫的村民。 他知道自己走不长远，一次出门，他刚跨出采伐队大门就被宪兵抓住，他被押上开往北方的火车，准备送往东京受审。 火车过八里岭背时，他趁看守换岗的空当，猛地从窗口跳下，摔进山坡的灌木丛里，他的腿断了，但他咬着牙拖着身子走了几公里，几天后，游击队把他救了回来。 1945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华东野战军炮兵教官，他从不多言，常一人坐在帐篷外擦炮管。 他教新兵如何瞄准，如何在一发炮弹中找到机会，打泰安城那场战斗，他亲自架炮，用仅剩的三发炮弹击穿了敌军的碉堡，战士们都叫他“神炮手”。 1949年1月，部队在河南永城陈官庄一带与国民党军激烈交战，为了尽快突破，他建议炮兵部队平射支援步兵，还亲自把炮弹部件运到距敌人碉堡两百米的位置搭建阵地，就在那次战斗中，他被流弹击中牺牲，年仅35岁。 他的遗骸被安葬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地宫内，地宫合葬了1691位烈士，至今仍无法一一对应遗体和姓名，他的名字刻在石壁上，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行字，但对蒋义生来说，这一行字，是一生的寻找。 多年后，蒋义生在叶庆华等人的帮助下，终于站在父亲的墓前，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摸着那块冰冷的石碑，声音哽咽。 他第一次在墓前喊出“爸爸”两个字，回来后，他到母亲的坟前点了一炷香，说：“妈妈，爸爸找到了。” 坂本寅吉没有留给家人什么财产，只有那张合成的照片，他的形象，在岁月和讲述中渐渐清晰。 他曾说：“中国是好的，没有侵略我们，我们日本是错的。”他没有高声喊口号，只是默默用一生做了选择，在那个年代里，他不属于哪一国，只属于正义。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环球网——他是日本籍中国烈士！牺牲72年后，留在义乌的儿子终于找到他的烈士墓 新华社《浙江义乌发现日军反战人士档案》 央视新闻《不该被遗忘的名字》 浙江日报《义乌档案里的跨国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