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母亲以死相逼，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依然没能阻止清华才女王丽红远嫁非洲乌干达，在一夫多妻制的乌干达里，王丽红后来后悔了吗？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清华园。 那时候的大学校园，跟现在可不一样。空气里飘着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和淳朴混杂的味道。王丽红是北京姑娘，1991年考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妥妥的“天之骄女”。而那个后来改变她一生的男人，苏玛，是乌干达政府公派到清华的留学生。 一个是北京大妞，爽朗大方；一个是非洲青年，热情真诚。爱情这东西，有时候真的没什么道理可讲。在荷塘月色边，在图书馆的灯光下，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年轻人，就这么走到了一起。 跟所有校园恋情一样，毕业季就是考验季。苏玛是要回乌干达的，他身上背着国家的期望。王丽红呢？作为清华毕业生，留在北京，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嫁一个门当户对的伴侣，这是当时所有人看来最顺理成章的路。 但王丽红的选择，是跟着苏玛走。 你可以想象，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父母时，家里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她父亲是工薪阶层，母亲是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非洲几乎就等于原始和苦难。更要命的是，苏玛坦诚地告诉他们，在他的家乡，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甚至他自己的父亲就娶了十几个妻子。 这简直是往王丽红父母心上插刀子。一个清华毕业的女儿，怎么能去给人家做小老婆？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底线。 于是，亲情、眼泪、决裂的威胁……所有能用的招数都用上了。但王丽红，这个看起来文静的姑娘，骨子里却有股惊人的执拗。她相信苏玛对她“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也相信自己的选择。 1996年，在父母的叹息和眼泪中，王丽红办好了签证，登上了飞往乌干达的飞机。这一走，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人生轨迹的彻底转向。 到了乌干达，现实的冲击远比想象中来得猛烈。 90年代末的乌干达，刚刚从多年的内战和动荡中缓过劲来，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首都坎帕拉的基建，可能还不如当时中国的一个小县城。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物资匮乏，热带疾病肆虐。 王丽红住进了苏玛的家，一个庞大的家族。几十口人住在一起，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天差地别。她得学着当地妇女的样子，用手抓饭吃，面对随时可能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虫子，还得学着去适应那种没有隐私、所有事情都暴露在大家族眼皮子底下的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比父母的反对要具体得多，也磨人得多。 那个时候，她有没有过一丝动摇？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当她从一个陌生的梦里醒来，听到外面陌生的虫鸣，会不会想起北京家里明亮的灯光和父母温暖的唠叨？这种情绪，是人之常情。 真正的转折点，是她找到了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价值。 王丽红毕竟是王丽红，她是清华的才女，脑子里有知识，心里有远见。她没有选择当一个完全依附于丈夫的家庭主妇，而是决定做点什么。 她发现当地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很多孩子上不起学。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心里萌生：办一所学校。 说干就干。她和苏玛一起，用尽积蓄，又四处筹款，在一个小山坡上，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一开始条件很差，几间破旧的教室，几块黑板，但王丽红倾注了全部心血。她亲自设计课程，教孩子们读书、画画，还把中文和中国文化带进了课堂。 这所学校，成了她扎根乌干达的锚。当她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当她听到校园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当她被当地人尊称为“Wang（王）校长”时，所有的辛苦和委屈，都有了意义。她不再仅仅是“苏玛的中国妻子”，而是一个独立的、受人尊敬的教育家。 这些年，她的学校越办越好，从几十个学生发展到几千人，成了当地有名的模范学校。她还开办了中餐厅，传播中国美食文化。她用自己的行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周围的环境，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包括苏玛那个庞大的家族。 至于那个最让人揪心的“一夫多妻制”问题，苏玛遵守了他的承诺。快30年了，他始终只有王丽红一个妻子。他们的三个儿子也相继长大，个个都聪明健康。 后来，王丽红的父母也终于放下了心结。他们来到乌干达，亲眼看到了女儿的生活，看到了她创办的学校和那些可爱的学生，看到了那个虽然不富裕但充满活力的家。他们终于明白，女儿的选择，虽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但她在这里过得有尊严，有价值，是幸福的。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王丽红后悔了吗？ 我觉得用“后悔”或者“不后悔”来简单地定义她的人生，都太肤浅了。 她失去的，是北京舒适安逸的生活，是作为清华毕业生在国内可能获得的世俗成功。但她得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一种在异国他乡开疆拓土、实现自我价值的巨大成就感。 她的幸福，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车子、房子、票子构成的幸福。她的幸福，是精神层面的，是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