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时，李敏带回一张明星的照片，毛岸英诧异：这明明是咱爸爸 “1945年11月的午后，你认识照片上的人吗？”老师用俄语问。九岁的李敏眨着眼，摇头，“是个大人物吧？”她把那张印着“MAO TSE-TUNG”字样的黑白照塞进书包，带着好奇一路小跑回到宿舍。 见面不多的毛岸英正整理军校课本，他随口问一句：“今天又收什么宝贝？”李敏递上照片，毛岸英先是一愣，随即压低声音：“小妹，这不是什么明星，那是我们的爸爸。” 李敏愣住了，脑子里嗡地一声。此刻，记忆像倒带—— 1937年1月，陕北的风钻进窑洞，刚生产完的贺子珍捂着被角，听见窑口传来毛泽东的喜悦：“姑娘生下来了。”洛杉矶托儿所尚未成立，照料新生儿只能靠战友接力。同桂荣后来回忆，那孩子小得像只猫，大家干脆叫她“娇娇”。 延安的日子清苦却热闹，黑豆汤配玉米糁算奢侈。战争阴影下，毛泽东最担心的不是战报，而是孩子的安全。1941年春，日机扫射黄河渡口后不久，他咬咬牙，把还不到五岁的娇娇交给国际友人护送出境，“先让她跟母亲团圆，再回中国长本事。” 一路北上，窄轨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白桦林。李敏后来形容那声音“像老牛喘气”。到莫斯科已是深冬，贺子珍戴着旧呢帽迎站，却被女儿的冷漠吓到。她蹲下来逗问：“来找谁？”孩子怯生生答：“找妈妈，叫贺子珍。”那一刻，母女相认，哭成一团。 日子并不宽裕。贺子珍白天给军工厂洗制服，晚上替邻居织毛衣，手指常被钢针划破。“我没本事，只能让你们吃饱穿暖。”她对孩子们这样说。不得不说，三兄妹在陌生国度依旧活得顽强：毛岸英爱做面包，毛岸青负责洗碗，李敏蹲在灶边捡木屑当柴火。 有意思的是，小学课堂上时常挂出中国领袖的海报，同学把毛泽东当英雄，大多难分中译名与俄译名。李敏只觉得那人慈祥，没多想。直到那年冬天，她感染肺炎，高烧四十度，被当作“没救”推往停尸间。贺子珍抱着女儿冲进风雪，“活着我带走，死了我也带走。”糖水、草药、母亲的体温，把小命硬生生拽回来。院方恼羞成怒，把贺子珍送进精神科。 毛岸英为此忧心，写信给在远东战地采访的苏方朋友求助，托人捎药、送棉被。兄妹情分在磨难中更紧。也正是这段时期，李敏渐渐想弄明白一个问题：“我的爸爸是谁？”母亲总含糊其辞：“在中国，忙革命。” 1945年，苏德战争硝烟未散，但中小学开始恢复文体活动。一次历史课结束，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张中文宣传照——照片就是李敏今天带回的“明星”。谁也没料到，它成为揭开身世的钥匙。 听毛岸英说出真相，李敏怔了好久才挤出一句中文：“真的吗？”毛岸英拍了拍她肩：“地下党叔叔早嘱咐，身份不能乱传。可你是亲妹妹，我不能瞒。”兄妹对视，一股难言的激动在胸口乱撞。 当天深夜，李敏写下人生第一封中文信，信纸皱巴巴：“爸爸，我想见您。”俄文夹杂汉字，语法稚嫩却真切。毛岸英加上一张自己近照，一同寄出。 1947年春，她们乘卡车穿越满洲里回国。国土在窗外延展，李敏心里像有只鼓在咚咚敲。哈尔滨、沈阳、天津，南下途中不断有战士向卡车招手。母亲轻声解释：“那是你爸爸领导的队伍。” 1949年3月，贺怡奉命把李敏带到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前，毛泽东迈大步迎出来，灰布棉袍被风掀起。“娇娃，快过来！”李敏先用俄语打招呼，又害羞地改成生硬普通话：“爸爸。”毛泽东笑得眼眯成缝：“回来就好。” 几天后，取名仪式在书房进行。毛泽东翻开《论语》：“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你小名已叫娇娇，大名就叫‘敏’吧，随母姓李。”李敏点头，心里却偷偷复述：“敏捷，敏行，好记，也好听。” 新生活并非只有欢笑。江青待她客气，李敏却怎么也喊不出口一个“妈”字。夜深，她常想起莫斯科那间寒冷的出租屋，想起母亲被误送医时绝望的眼神。毛泽东看在眼里，不做评价，只嘱咐工作人员：“车票备好，让她假期去南昌探望贺子珍。”父女俩的默契，由此养成。 1959年，李敏与军人孔令华登记。婚宴极简，毛泽东只提三句：“别攀高，别张扬，好好过日子。”讲话短，却包含厚重祝福。婚后，她搬出中南海，偶尔带外孙来探望，毛泽东一手抱一个，笑得像个大孩子。 1976年9月8日晚，李敏赶到医院。病榻前，毛泽东声音低弱：“娇娇，忙完就回来看看嘛。”李敏握住父亲的手，说了句俄语“да， папа”（好的，爸爸）。老人闭上眼，似乎听懂了。 从陕北黄土到莫斯科风雪，再到新中国的晨曦，一张照片让少女认出父亲，也让一家人跨越十年的漂泊。李敏后来告诉友人：“我珍藏的，不是照片，而是兄长那句‘这明明是咱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