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杨振宁来看望癌症晚期的邓稼先，他开玩笑地问：“你搞原子弹、氢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 听了邓稼先的回答，杨振宁当场呆愣在原地。 病房里的消毒水味混着阳光的味道，邓稼先躺在病床上，被子下的身子单薄得像一片随时会飘起的叶子。听到杨振宁的话，他枯瘦的手在被子上顿了顿，才缓缓抬起，伸出两根手指。 杨振宁先是眨了眨眼，带着点轻松的笑意猜：“二十万？这等大功劳，该有这个数。” 邓稼先的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二十块。” 这话一出口，连墙上的挂钟似乎都慢了半拍，杨振宁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眼睛直愣愣地看着老朋友，半天没合上嘴。 这对安徽老乡的交情，得从北平的老胡同里说起。那时候两人在学堂里同坐一张课桌，下课一起在操场追着篮球跑，就像老话讲的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没到落泪的份上，却早把彼此当成了可以交心的人。 1948 年两人前后脚登上去美国的船，邓稼先去加州理工学核物理，一门心思要 “搞出能摸得着的东西”；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钻研理论物理，笔尖在纸上算着宇宙的规律。路数不同，可心里的牵挂从没断过，书信往来里总少不了问一句 “最近好不好”。 1950 年的大洋上，邓稼先攥着刚通过的博士论文，连博士帽都没来得及戴，就急着订了回国的船票。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就像刚垒起的新房，四处都需要人添砖加瓦。他给家人留了张字条：“国家喊我了，我得回去。” 而杨振宁留在了美国，1957 年拿诺贝尔奖时，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华人科学家，可他领奖时望着台下，总会想起那个说 “要为国家做点实事” 的少年。 谁也想不到，邓稼先一回国就像水滴融进了大海。妻子许鹿希收到他的信，字迹还是那么端正：“我要去个连信鸽都找不到的地方，等任务完成就回家。” 这一等，就是 28 年。 罗布泊的风沙能把石头磨圆，他和一群年轻人住在半埋在地下的地窝子里，夏天热得像坐在火炉边，冬天冷得能呵出冰花。没有先进设备，就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噼噼啪啪的声响在荒漠里响了十几年。 有人说这是 “众人拾柴火焰高”，可他们拾的不是柴，是让中国在核领域站直腰杆的底气 —— 国外图纸看不着，就自己画；数据算不准，就一遍遍地重来；别人卡脖子，他们就用双手硬生生掰开一条缝。 1964 年原子弹爆炸那天，邓稼先正蹲在戈壁滩上吃馒头，风沙吹进嘴里也没工夫吐；1967 年氢弹成功时，他望着天边的光，眼泪混着沙子往下掉，那泪水里藏着的，是比任何喜悦都沉的骄傲。这些日子后来成了历史书里的黑体字，可背后是多少个夜晚，有人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算珠。 1979 年那次氢弹试验出了岔子，弹头找不着，辐射像藏在暗处的猛虎。邓稼先抬脚就往危险区走，同事拉他，他只说了句：“我是带头人，出了事，我不往前冲谁冲？” 就像老辈人说的 “危难之时显担当”，他知道那片土地有多危险，却想替身后的人把风险挡一挡。 所以当杨振宁听见 “原子弹 10 块，氢弹 10 块” 时，才会那么受冲击。他不是不懂科研的苦，可在美国，搞军工的奖金能堆成小山，他自己的诺奖奖金换成人民币也有二十多万。这二十块，在当时也就够买几斤肉，却撑得起一个国家的安全。 后来有人问邓稼先：“二十块钱，不觉得亏吗？” 他笑了：“钱这东西，够花就行；可国家有了原子弹、氢弹，十四亿人心里才踏实。” 他从没羡慕过国外的好日子，就像戈壁上的胡杨，不跟温室里的花比好看，只把根往深里扎，为的是挡住风沙。 杨振宁离开病房时，脚步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许多年后他在文章里写：“有些价值，比金子还重。” 这话一点不假，二十块奖金早成了旧票子，可邓稼先们种下的 “安全树”，如今还在为我们遮风挡雨。 1986 年 7 月 29 日，邓稼先走了。他的葬礼简单得就像他的人，没有鼓乐，没有花篮，来送别的人安安静静的。可就像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么多年过去，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故事。人们才明白，有些奉献从来不用钱来算 —— 那是一个民族的骨气，是刻在时光里的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