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位母亲带着儿子报考黄埔军校，负责人拒绝说：“你年纪已39岁，超过年龄太多，不能报考，”然而，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就成功被录取..... 1939年初冬，有一张泛黄的合影里，站着一群身穿军装的青年学员，他们的神情坚毅，眼神充满斗志，而在他们中间，一位年龄明显偏大的女性格外引人注目，她站得笔直，眉宇间透着一股不容忽视的刚强，这并不是一张普通的军校留影，因为照片上的那位女性，正是当年黄埔军校中最年长、也是最特殊的学员——周咏南。 她出生在1900年的湖南祁东，原本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千金，家中重视教育，自幼便请了先生教她识字、读书，甚至还请了武师教她拳脚功夫，那个年代，女孩子能读几本书已是难得，而她却文武兼修，琴棋书画都不在话下，这样一个女孩，在当时的乡里可谓鹤立鸡群。 十九岁那年，她嫁入当地有名的黄家，丈夫黄延庆是学者之后，一时是才子佳人的好姻缘，但好景不长，她的丈夫在儿子还不足一岁时就因病去世，留下她独自一人抚养年幼的儿子黄天，为了生活，她开始担任小学教员，靠着微薄的薪水撑起一个家，尽管生活清苦，她依然坚持自修，不仅要教孩子们识字，也要让自己的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1937年，战火彻底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七七事变”后，日本的侵略步步逼近，南方也开始遭受空袭，一次上课时，敌机轰炸突如其来，她来不及多想，赶紧拉着教室里的孩子们躲进防空洞，自己却被飞溅的瓦片划破了手背，从那以后，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安心站在讲台上，她看着一个个学生因战乱辍学，看着村庄被轰炸后的废墟，心中积压多年的忧国之情终于喷涌而出。 1938年底，黄埔军校在衡阳招收第十六期学员，这是一次面向全国各地青年的特殊招生，要求极为严格，那一年的冬天尤其冷，积雪没过脚面，她带着刚满18岁的儿子黄天，从祁东出发，一路步行赶往衡阳报名点，那天的招生现场挤满了穿着单薄、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而她，一个年近不惑、衣着朴素的母亲，站在队伍中显得格外突兀。 尽管早已知道年龄不符合要求，她还是把报名表递了上去，工作人员一开始并没有接受，但她的坚持最终打动了招生委员会，她的经历和决心被上报到了上级，经过反复讨论，学校破例同意她入学，就这样，她和儿子一起走进了黄埔军校的大门，成为一对真正的“母子同窗”。 军校生活并不轻松，每天的训练从清晨开始，体能、战术、武器操作一样不落，她从不因为年纪大而要求特殊照顾，反而比年轻人更刻苦，刺杀训练中，她一次次冲在最前面，反应迅速、动作干脆，几次考试都拿到了第一名的成绩，有人体力不支倒下，她却咬牙坚持完成每一项任务，教官们对她刮目相看，连一向苛刻的考评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女学员的表现不仅合格，甚至是出类拔萃。 几个月后，她和儿子顺利毕业，她被任命为第九战区政治部的中尉干事，很快又承担起组建“女兵连”的任务，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要把后方的军属妇女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参与战地支援，她带领女兵们学习枪械、包扎、战地救护，甚至还亲自编写了训练手册，手册中不仅有操作讲解，还有插图标注，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她的认真与专业。 1943年，日军大举进攻常德，她主动请求随部队前往前线，在津市防线，她带着女兵连坚守阵地，腿部中弹后依然没有退下火线，她指挥女兵们挖战壕、运弹药，还亲手开枪击毙多名日军，在战场间隙，她常常写诗抒发情感，鼓舞士气，一首首诗句流传在女兵中间，成了战斗间隙最温柔的力量。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事结束，她没有留恋军功和职位，反而第一时间申请退伍，脱下军装回到了家乡，她回到了白地市中心小学，再次站上讲台，继续教书育人，她从未向学生夸耀自己的军旅经历，只是悄悄把战场上的经验转化为课堂上的责任感。 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1946年起，国共内战爆发，局势再度紧张，她的儿子黄天当时已在国民党军中任营长，她为此忧心不已，多次写信劝儿子脱离军中，然而军中纪律森严，他的辞呈多次被驳回，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黄天随部队一起起义，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她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新中国成立后，黄天转业到地方部门工作，一直干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而她，则继续在讲台上默默奉献，直到1960年代才退休，她留下的，不仅仅是书法作品和战地手册，还有一段段鲜为人知却真实生动的历史。 多年以后，家人将她的军装和诗集捐给当地博物馆，她的曾孙在清明节将战地诗歌复印件摆在祖坟前，表达敬意，祁东的电视台也曾报道过她的事迹，那些年，档案馆在整理抗战资料时发现了她亲笔写下的训练笔记，笔迹工整，内容详实，连如何用绑腿布止血都画得一清二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