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老师在课堂上打了8岁的张学思十手板，张学思哇哇大哭“我爸是张作霖！我回去就让他毙了你，”没想到大帅府直接把电话打给了老师，不过电话那头，一个女人却说道“打得好！重谢！” 1924年的春天，奉天城的街头还未完全褪去寒意，东关小学的梧桐树刚冒出嫩芽，一间教室里，刚刚响过一阵竹板声，空气中还残留着戒尺掴打后的回响，八岁的张学思趴在课桌上，手心肿得通红，眼泪一滴滴落在课本上，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在课堂上挨打，原因是他在课上不听讲，还推搡同学，被老师当场惩罚。 张学思不是普通学生，他的身份特殊，是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奉天城里人人皆知的“少帅府少爷”，在学校里，他常常仗着家世，不肯按规矩来，那天，他在课堂上捣乱，老师几次提醒无效后，终于忍不住举起戒尺，依照校规打了他十下手心，他哭着喊出一句威胁的话，全班瞬间安静下来，老师的手悬在半空，惊愕、犹豫、紧张一股脑涌上心头。 消息很快传到帅府，府里顿时炸开了锅，仆人们议论纷纷，有人担心老师会被问罪，有人觉得孩子受了委屈，可一切的喧哗，在四夫人许澍旸出现后戛然而止，她听完事情经过，没有怒斥老师，也没有责怪学校，而是第一时间让人备上二十块银元和两匹贡呢，送到学校表达谢意，当天晚上，老师还收到了帅府送来的锦旗和“严师出高徒”的褒奖纸条。 许澍旸并非出身贵族，她的童年在乡间度过，家庭清贫，早年因生活所迫进入帅府做妾，进入张家后，她不争宠、不张扬，却异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她知道自己文化不多，却从不轻视读书识字的价值，她曾偷偷坐在窗外听老夫子讲课，夜里趁孩子睡着后抄写讲义，她深知，孩子出身高贵不是资本，真正能决定命运的，是学问和品格。 这一次，张学思的行为让她震怒，她明白，老师打的是纪律，而孩子说出那样的话，是对规矩的挑战，更是对家庭声誉的伤害，第二天一早起床，张学思发现自己的坐车特权被取消，不再是卫兵护送，而是自己背着书包走路去上学，饭菜也和府里下人相同，再没有特别的待遇。 家中也没轻饶他，许澍旸让他跪在祠堂反省，取出账本指着送礼的数额告诉他：“这些银元，够买好几百亩地，若你不学好，不如把它们换成粮食，救济那些吃不饱饭的孩子，”简单的话，没有训斥，却像石子落入湖面，激起张学思心中涟漪，他开始明白，母亲看重的不是面子，而是责任。 从那以后，张学思的性子变了，他每天第一个到教室，书包里放着包了书皮的《论语》《孟子》，不再在课堂上出风头，他在算术课上学会了飞快打算盘，在地理课上能画出东三省铁路线路图，老师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最难教的学生，开始主动提问、勤做笔记，成绩一天天进步。 五年后，他以全校第三的好成绩考入同泽中学，成为张家首位正规中学生，在那里，他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读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变得沉默而坚定，常常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夜里还躲在被窝里看书，他的改变，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母亲多年来潜移默化的结果。 17岁那年，他做出一个惊人之举，他与几位同学悄悄爬上去北平的火车，独自前往燕京大学，自费报考，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张家，张作霖闻讯后大怒，但许澍旸却没有责骂，只是默默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将钱托人送去，她不问儿子的决定是否出格，只在意这是否是他真正想走的路。 几年后，张学思加入共产党，投身抗战，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织抗日武装，穿梭在前线与根据地之间，母亲得知他的决定后，没有阻拦，只交待了一句话：“既然认准，就走到底，”她始终相信，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让孩子能在乱世中站得稳、走得正。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旅顺港的军舰汽笛长鸣，三十五岁的张学思站在甲板上，身着军装，望着码头上的欢呼人群，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海军参谋长，肩负着重建海防的重任，那一刻，他想起年幼时的那场惩罚，想起母亲手中沉重的账本和那辆草料车，更想起她每晚在油灯下抄写的身影。 那十下戒尺，落在皮肉，却刻进骨血，它没有摧毁一个孩子的尊严，反而唤醒了他对规矩、责任、民族的认知，许澍旸没有读完学堂，却用一套朴素而坚定的教育方式，塑造了一个真正的将才。 她的教子方式，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所谓“家庭战略”，只有一条始终如一的原则：做人要正直，学习要认真，行事要守规矩，不可依仗权势，也不可愧对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