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陈独秀 58 岁的女儿陈子美身绑 5 个空油桶，带着小儿子偷渡香港，9 个小时后，母子俩奇迹般抵达目的地，哪知，刚上岸，就遇到警察，陈子美很是沮丧，不料，警察的举动让她大感意外。
她是陈独秀的女儿，乳名“喜子”。小时候家里人都怕进书房，唯独她没在怕。进门就把地上的文稿踩得满地，连父亲写了一半的纸都揉成了团。家人吓得不敢出声，结果陈独秀回来一看，是她，脸一沉，转眼又笑了，说她是“书房里唯一的女主人”。 她小时候确实快乐。那会儿，陈独秀还没一头扎进革命事业，闲下来时就抱她去街边买糖果，在家陪她堆书塔。她跟父亲贴得近，连书信都爱模仿他的语气写，带点小大人式的认真。 但家是留不住人的。尤其是像陈独秀这样，总觉得国事比家事要紧的男人。 高君曼终于撑不住，带着孩子搬了出去。陈子美跟着母亲，家徒四壁，靠陈独秀每月三十块大洋支撑。不是她不寄希望于父亲，而是她早看清了，靠不了。母亲病重时，她白天读书，晚上打工，带着弟弟陈鹤年四处借学费。 母亲去世那年，她才十九。陈独秀托人送来丧葬费，她没接，话没说一句。她对父亲不是仇，是疏，是那种“不靠了”的断。 上海的一个舞会，她遇见张国祥。衣着体面，说话讲究，手法娴熟。她被他那一身光鲜唬住了，很快嫁了。父亲反对，她根本没搭理。结婚不久生了孩子，身体虚弱，张国祥找了“表妹”来照顾。起初她感激，还专门多做一双筷子伺候这位帮手。直到有一天，表妹自己开口，说她才是张国祥的原配。 她先是愣住，后是冷笑。当晚她不哭也不闹，只把碗筷收拾干净，回房间合上门。第二天一早，她写了一张纸条，扯过最小的孩子，拎着行李走了。 那之后，她在上海的一家医院谋了份差事，凭旧时学的护士手艺养活自己和孩子。再婚那年，她碰见李焕照，木讷、厚道，不像张国祥那样嘴甜心花。他不说太多话，但回家总是第一时间去厨房看锅有没有开。 他们的日子简单，一间屋，两张床，晚上孩子做作业，她就在角落织毛衣。她总以为能就这么过下去。 后来，她前夫的大儿子在部队出事，往上查时扯出了“陈独秀”三个字。消息传开，单位里的气氛冷了，人也躲远了。李焕照把她叫到厨房，说了一句，“你是好人，我也不是坏人，可我们这婚姻……走不远。” 她没求过他。只是抱起小儿子，站在门口停了一秒，拎起包就走了。 1970年，她五十八岁。带着小儿子走进黑夜，身上绑着五个空油桶。她不知道那片水有多深，只知道不游，就没岸。母子俩在水里漂了九个小时，才摸到香港的岸边。她刚喘口气，抬头就见一个警察。 那一瞬间，她全身紧得像绷着弦。警察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眼孩子，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她进了纱厂，缝纫车间每天十二个小时。手指被针扎得生茧，回家还得给孩子做饭。她不信命，但也知道这世上没什么“该得”的福气。 后来港府清查偷渡，她心里咯噔一下，知道留不住了。靠朋友的关系，她弄了两张票，一路到了美国。唐人街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在后街开了个诊所，小地方，连广告都不敢贴，就靠口口相传。她手稳，药也开的对，久了，病人多起来。 1982年，她终于买下房子。那天她站在屋前，没笑，眼神很静。有人问她怎么不高兴。她说，“我太累了，不知道怎么高兴。” 她以为苦日子熬过去了。没多久，诊所遭了贼，积蓄全丢。更糟的是，小儿子突然失踪，像蒸发一样。她找了几个月，走遍附近的警局，贴满照片，没结果。 她病了，躺在床上靠救济活着。实在熬不住，她才让护士把她的真实身份写进资料表上。 “我是陈独秀的女儿。” 这话一说出口，她像松了口气，也像耗尽了最后一点力。 2004年，她在纽约病逝。遗体在医院停了一个多月，没人来认领，直到有人从国内联系上了旧识，才帮她下葬。 她一生走了九十三年，没有靠任何人一步一步撑下来。她从没公开谈过父亲，也不说后悔不后悔那些婚姻。她不怨世界，也不等世界回头看她。 她从头到尾，只想好好地、靠自己地活一场。就是活成一个人，不是某人之女，不是某人之妻，也不是任何人的附属物。她叫陈子美，有点狠，有点倔，也有点孤单。但她活过了，一直都活在自己的骨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