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钱学森的父亲病逝，临终前交代儿媳蒋英：“那3000元遗产，全给你妹妹月华，她这些年不容易！”蒋英含泪答应，当她去给小姑子送钱时，却遭到了钱学森的大声喝止：“不行！”
蒋英愣住了，钱月华也懵了。公公临终前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作为儿子、兄长，怎么能出尔反尔？
钱学森是谁？那是能让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出“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的人，是中国自己搞导弹、放卫星的顶梁柱。
他1911年出生在响当当的吴越钱氏，从小就是学霸，上海交大毕业后去美国留学，成了大科学家冯·卡门最得意的弟子。
在美国，他住着大房子，出入高端实验室，手里接触的都是最前沿的机密项目。
换了别人，巴不得在那安稳窝里待一辈子。
可偏偏是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他铁了心要回来，哪怕被美国人扣留软禁五年，关小黑屋搞审问，身心受尽折磨也没回头。
好容易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下了火车第一件事不是看风景，是扑进戈壁滩、钻进实验室，带着一群人没日没夜地算数据、搞实验，硬是在一穷二白的家底上，把导弹送上了天，把卫星“东方红”唱响了宇宙。
他心里装的东西太大了，大到个人得失、家庭琐事，都必须退居第二位。
1969年的中国，是个什么光景？大家伙儿日子过得都不宽裕。
国家正经历一段特殊岁月，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处处捉襟见肘。
搞尖端科技那是烧钱的活，尤其像火箭导弹这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是常有的事。
钱学森作为这摊事业的领头雁，太清楚科研经费有多紧张了。
他亲眼看着同行们啃着冷馒头熬夜攻关，看着实验材料短缺卡住进度。
当这3000元出现在眼前，他没有像平常人那样想到分给自家亲戚改善生活，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能买几台急需的仪器？还是能给那些在戈壁滩上饿着肚子搞试验的年轻人，加几顿有营养的餐？
3000块，对钱月华来说肯定是笔能救急、能保障生活的救命钱。
一个女人家，那些年过得不顺当，哥哥是大科学家，可自己也得默默扛着生活的担子，不容易是实实在在的。
公公疼爱女儿，想把最后的一点积蓄都给她，人之常情。
钱学森不是木头人，他懂父亲的用心，知道妹妹的难处。
他这一声“不行”，不是不认亲情，不是不孝不仁。他心里的算盘拨得跟别人不一样。
那会儿，多少科学家、技术人员为了国家勒紧裤腰带？多少人甘愿隐姓埋名，在荒漠里一待就是几十年？
身为整个事业的带头人，他觉得自己有更大的责任。
在他眼里，这3000元放在国家急需的科研这口“大锅”里，比分到自家的小碗里，能煮出更多人需要的饭。
家里的事再大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是大事。他得把这笔钱拿出来，用在更“刀刃”的地方，支持国家建设。
这下家里人可“炸了锅”，最难做的当属蒋英。公公弥留之际亲自把信任交到她手上，她郑重应下，转头就被丈夫拦下了。
这让公公九泉之下怎么想？怎么对钱月华解释？在蒋英看来，这事儿关信用，关对老人的承诺。
钱月华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她理解哥哥的志向高远，但落到自己头上，这份失落和不解也是真真切切的。
钱学森知道家人想不通，但他没犹豫。
在那个百废待兴、国力艰难的节骨眼上，他把国家前途和科技发展的分量，放得比家庭内部的分担更重。
他顶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和可能的非议，最终还是把这3000元作为党费，或者类似的特殊用途，上交给了组织。
这事在他家里，估计落下了不少埋怨。
有人说他太不近人情，有人说这是拿亲情换名声。
可钱学森扛住了，他内心的那杆秤，砝码早就压在了“国”这一头。
他钱学森就真的那么狠心，不管妹妹了？怎么可能！别忘了他骨子里还是那个大家族出来的、重情重义的兄长。
他始终记着老父亲最后望着蒋英说话的眼神，记着妹妹无声的委屈。
钱学森做人有他的办法，从1969年拒绝给钱那一刻开始，他就憋着一股劲儿，要从自己牙缝里抠出这3000块来。
他那会儿工资不低，是国家顶尖人才的特殊津贴，但家里开销也大，更主要的是他根本没把那钱当自己的。
他生活简朴得出奇，多少年没穿过新衣服，鞋子磨破了底还在穿。
家里的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旧货，他就靠着这股近乎苛刻的节俭劲儿，每月从工资里默默地、一点点地攒下来。这攒钱的账本只在他心里，没人知道。
十年，十几年，时光悄悄溜走。等到终于攒够了那个沉重的数字——3000元，他拿着这笔沉甸甸、沾着自己十几年汗水烟火的“私房钱”，亲自送到妹妹钱月华手里。
没有解释更多，没有惊天动地，就是把当年父亲想给她的，用自己的方式圆上了。
父亲的遗愿，最终没有落空。钱学森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对国家的使命，也无声地托起了对家庭的责任。
这份默默十几年的补偿，比当年痛快地给了那3000元，需要更深的感情、更强的忍耐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