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王树声到部队看望女儿，却被警卫兵蛮横拦下，请您排队等候，领表登记，王树声看了看排得长长的队伍，填好登记表后，走到末尾默默等候！ 1971年春节，北京的风格外刺骨，军事科学院门口，一条队伍缓缓蜿蜒在大门外，每一个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衣，把手插在袖口里，嘴里哈着白气，等着登记入营，这是当时部队的规定——所有探亲人员，无论是谁，都必须登记、排队、等待批准。 队伍的最后站着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绿色旧棉大衣，脚上的布鞋也沾着干雪，他佝偻着腰，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刚填完的登记表，没有人注意到他，没人认出他，更没人知道，这个外表普通的老人，其实是国防部副部长、开国大将王树声。 他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也没有带警卫随行，他独自一人从家中出发，转了两趟公交车，终于找到了女儿服役的部队，没有人告诉他必须这样做，也没有人命令他必须排队，但他就是这样做了，他知道规矩是什么，他更知道，规矩是不能因为谁而有所例外的。 天气很冷，风吹得人脸发麻，他站在队尾，静静等待，战士们在风中来来往往，有人背着枪，有人端着热水壶，有人穿着棉帽在喊口令，谁也没想过，这个看起来像是老工人模样的人，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指挥过千军万马。 王树声的身份，放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体系里，是极其特殊的，他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将，曾经担任副总指挥，参与过无数场重要战役，抗战时期，他带部队驰骋大别山；解放战争中，他又指挥部队渡江南下，战功赫赫，1955年全军授衔，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仅有的十位大将之一。 但无论地位多高，他始终对权力保持着一种本能的克制，他从来不因为身份而谋取便利，反而处处刻意回避可能带来的“特殊对待”，当年军中给他配发小轿车，他几次推脱，最后干脆退还，他的妻子是普通职工，每天上下班都要在公交车上颠簸两个多小时，从未享受过任何“家属待遇”。 他的住处是单位早年分配的老房子，墙皮斑驳，屋内冬冷夏热，同志们劝他换一套，他摆手不肯，有人想给他办公室添几件新家具，他也是一句“能用就行”，让人再也不好多说，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近乎苛刻，但对原则的要求却近乎严苛。 他的亲属中，没有一个人因为他而改变命运，他的哥哥和侄子们依然在湖北老家务农，至今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从不为亲友写介绍信，也不为子女“开绿灯”，他的儿子王鲁光小时候发高烧，警卫员想开车送医院，他坚决不许，最后还是把孩子背到公交站，挤上了拥挤的公交车。 他的独生女儿王季迟，是他五十岁才得的宝贝，从小就被他像普通孩子一样抚养，她参军进入部队后，担任的是最基础、最辛苦的电话兵岗位，王树声从未为她打过一次招呼，也不曾托人为她调整岗位，他只是默默关注着她的成长，偶尔在探亲时带上一小包她爱吃的山楂糕。 那天，他就是为看望王季迟而来，女儿不能回家休假，他便决定亲自前往，但他知道，探亲也有探亲的程序，无论是谁，都不能越过规定，他并没有让人提前联系部队，也不曾拿起电话打招呼，他只是像所有普通军属一样，坐公交、填表、排队。 门岗的年轻战士没有认出他，只是照章办事，把他拦在门外，他没有恼怒，更没有自报身份，他只是从棉衣口袋里掏出笔，小心地在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来访事由，然后，他站到了队尾，双手背在身后，静静等待。 一个小时过去，风一阵比一阵冷，他的鼻头冻得通红，呼出的热气在眉毛上凝成霜，终于，有干部认出了他，赶紧通知营区，王季迟闻讯赶来，看到父亲在寒风中站了这么久，眼泪瞬间涌出，但王树声却只是拍拍她的肩膀，简单地看了看她的军装和帽徽，然后转身离开，照样搭公交车回了家。 这件事后来在部队传开了，很多年轻官兵都感到震撼，他们从没想过，一位开国大将竟然如此“普通”，但在熟悉王树声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他一贯的作风，他始终觉得，军人最重要的，不是职位高低，而是是否守得住规矩，他曾说，干部不是官老爷，纪律不是口头语。 这种观念，贯穿了他的一生，1955年授衔时，他三次上书请求降低自己的军衔，他觉得，与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无功可言，虽然最终接受了大将军衔，但他一直认为那是组织的信任，而不是他个人的功劳。 他一生资助过上百位烈士遗属和困难群众，那些钱不是公款，而是从他微薄的工资中省下来的，他从不张扬，也从不为此留下记录，直到他去世后，家人才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一笔捐助的数额和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