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谢晋元的遗孀向陈毅要了一个房子，陈毅就把吴淞路466号送给她，几天后，有人举报，她带了好几个人一起入住！
1949年5月的上海，苏州河畔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四行仓库的弹孔墙面依然沉默地诉说着十二年前的壮烈。那天清晨，凌维诚站在吴淞路466号的破旧别墅前，手里攥着一封刚写好的信，信封上写着“陈毅市长亲启”。她身后的院子里，七八个衣衫褴褛的汉子低头整理着破旧的行囊，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安。
几天前，这栋房子刚被陈毅批给他们居住，可一封匿名举报信却如阴云笼罩，称她“作风不正”，与一群年轻男子同居一室。民警的脚步声已在巷口响起，凌维诚却镇定地站在门口，仿佛在守护什么不可触碰的尊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为何与这些男子同住？真相又是什么？
1937年10月，淞沪会战进入尾声，上海的天空被战火染成血红。谢晋元，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副团长，接到死命令：率领一营414人，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十万大军西撤。仓库高大厚实的混凝土墙成了最后的堡垒，谢晋元站在楼顶，眺望对岸的租界，告诉弟兄们：“这里不是仓库，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有一人活着，就要守住阵地！”为了迷惑日军，他对外宣称有800人，史称“八百壮士”。
战斗打响的第一天，日军坦克的轰鸣震得仓库地板发颤。谢晋元指挥士兵利用仓库的制高点，架起机枪精准扫射，又组织夜袭，用手榴弹炸毁日军前沿阵地。仓库西墙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士兵们却将这些弹孔当作射击孔，顽强还击。四天四夜，414人抵挡住数万日军的轮番进攻，击毙200余敌，震撼了全国。苏州河南岸的市民挤满河堤，挥舞双手为他们呐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仓库顶上迎风飘扬，那是女童军杨惠敏冒死送来的希望之光。
然而，英雄的结局却充满悲凉。1937年11月1日，谢晋元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却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隔离在胶州路的“孤军营”。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汪伪特务收买的叛兵刺杀，年仅37岁。25万上海市民为他送葬，凌维诚却只能在广东老家，抱着四个幼子，砸碎镜子，吞下无尽的悲痛。
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街头锣鼓喧天，但“八百壮士”的幸存者却无人问津。凌维诚带着孩子们回到上海，在苏州河桥洞下发现了老兵赵长寿。他曾是谢晋元手下的机枪手，如今双目失明，靠乞讨为生，手里攥着一枚生锈的抗战纪念章。另一位老兵唐棣，南京战俘营的幸存者，冻僵在1952年的雪地里，嘴里还念叨着“团长，我把机枪抢回来了”。国民政府的抚恤金在法币贬值中化为乌有，几十名老兵挤在闸北的棚户区，靠凌维诚典当旗袍换来的几袋面粉度日。
凌维诚不是普通的将军遗孀。她出身上海富商之家，教会学校毕业，精通音乐，婚前曾在外滩舞会上弹奏肖邦夜曲惊艳四座。可战乱让她掌心布满裂口，典当的首饰换来的米粥养活了四个孩子和一群老兵。她在吴淞路466号租下日军遗留的破旧别墅，开办“孤军工业服务社”，教老兵们织袜、制皂。独臂的老兵用仅剩的手摇纺车，瘸腿的汉子给火柴盒贴磷纸。每块“孤军牌”肥皂上都刻着编号，从001到414，纪念四行仓库的守军人数。虹口菜场的摊位前，主妇们排起长龙，争相购买这些带着血泪的肥皂。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出任首任市长，面对满目疮痍的城市，他提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策略，既要消灭敌特，又要保护城市不被破坏。凌维诚听闻陈毅对英雄遗属的关怀，鼓起勇气写下那封信，请求保留吴淞路466号的房子，让老兵们有个安身之处。陈毅读信后，挥笔批示：“墙上每颗子弹，都比房产证值钱。”房子被划拨给凌维诚和老兵们，免收房租和税费。
可好景不长。几天后，一封举报信送到派出所，称凌维诚与一群青壮男子“同居”，作风有问题。民警破门而入，却见七八个老兵默默掏出泛黄的证件，上面印着524团1营的番号，沾着血渍和硝烟。民警愣住了，敬了个礼，含泪离开。原来，这些“青壮男子”正是四行仓库的幸存者，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却已被战争摧残得满身伤痕。
吴淞路466号的后院重新热闹起来。凌维诚不仅为老兵们提供住所，还用她的音乐才华组织文艺活动。她教他们唱《歌八百壮士》，那激昂的旋律让老兵们红了眼眶，仿佛又回到1937年的战场。她还保存了谢晋元的战时日记和书信，整理成册，交给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成为研究抗战历史的重要文献。
1952年深冬，凌维诚在雪地里捡回冻僵的唐棣。她把热水袋塞进他怀里，听他梦呓着谢团长的名字。次年，她被增补为虹口区政协委员，继续为老兵们奔走呼吁。直到1973年退休，她收留了107位“八百壮士”幸存者及遗孀，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尊严。
吴淞路466号的灯火在寒夜中摇曳，凌维诚站在窗前，望向远处的四行仓库。那些弹孔未被抹去，英雄的故事也未被遗忘。她用最后一件旗袍的金线，绣出了“孤军牌”的荣光，也绣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