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春天，刚登基几个月的雍正，走进户部银库，掀开国库封条。他眯着眼扫了一圈，脸色当场拉下来。堂堂几亿人的帝国，库银只剩区区800万两。他没喊人，也没说话，转身出门，一言不发地回宫。这一刻，他下定决心：必须动刀子了。
很多人以为，康乾盛世，国富民强，财政充裕。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康熙晚年，吏治崩塌，腐败成风。钱不是没进国库，而是半路被人“截胡”了，装进了官员的私囊。
雍正接位的第一场仗，不是打仗，是清账。他要从康熙留下的烂摊子里，拔出刀来，清理门户，整顿财权，重塑国基。
康熙帝五十岁出头，正值壮年，治国经验老道，威望极高。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放松了对朝臣的约束。
当年，御史弹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人贪污银库64万两，牵连一百多人。这事放在他年轻时候，早该严惩立案，但这回他只撤了希福纳的职，余者宽大处理。外界不解，朝中却心知肚明——皇上懒得查了。
这一年，标志着康熙从铁腕走向宽政。他提倡“政宽事省”，主张“能不动，就不动”，朝廷事越来越少，大臣事越来越多。可一旦上层放松，底下便开始作妖。
地方上，银钱流转原本靠火耗归公制度，官员靠收税养差。但到了康熙晚年，火耗不清，银子上交不到中央，中饱私囊才是主业。官员一层扣一层，民间怨声四起，国库却一天天缩水。
年年“盛世”口号喊得响，年年银库却在缩水。账面光鲜，实库干瘪。没人敢告诉皇帝真相，皇帝也不想多问。直到他驾崩，烂摊子全留给了下一任。
1722年冬，康熙帝病逝于畅春园。年仅45岁的胤禛，以密诏方式继位，是为雍正皇帝。
新皇一上台，满朝文武静若寒蝉。雍正什么性子，朝廷知道个大概：做事细致，脾气阴狠，不好糊弄。他不大开宴，不重排场，上位第一件事，不是大赦天下，不是封赏功臣，而是——查库银。
他盯上的，是户部银库，是国家“命门”。没有银子，军队养不起，官员供不住，赋税收不上。再不动手，财政就要断流。
雍正亲自巡视，一查到底。他不要汇报，不看账册，只看实银。他发现，一整个户部国库，只有800万两白银。这点钱，连一年军饷都不够，更别说还债、赈灾、修路、办差。
他怒火压在心底，没有当场发作。他知道，问题不是钱太少，是“漏斗太大”。康熙晚年，财政制度崩了，地方贪腐成常态，国库成了摆设。
他暗下决心，要从这一刻起，动真格的了。
1723年，雍正整顿财政全面启动。他从户部开始，设立专司清查机构，叫“会考府”，专查财政账目。过去账能糊弄，现在账要对线。
他盯着火耗制度，发现“灰色收入”才是腐败温床。地方官收税按十抽一，实际上加码五成，百姓叫苦不迭。他干脆一刀切，提出“火耗归公”，统一进账，不许挪用。
有人反对，他就拿反面典型开刀。先查账，再审人，从银两线索查到人名头上。一旦查实，不管多大官，统统革职、抄家、问斩。
他还搞起了“养廉银”制度，按品级给官员发钱，不能再靠灰色收入谋生。这一招，让大批中低级官员松了口气，也断了他们受贿的借口。
这年秋天，朝中人人自危，满朝风声鹤唳。他却越查越狠，越改越深。短短一年，全国财政秩序初步恢复。
而户部银库，从那800万的“警戒线”，开始往上涨。
雍正不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反腐，不靠口号，靠制度。
1724年起，他将“摊丁入亩”全面推广，把丁税并入地税，简化征收流程，让百姓负担减少，朝廷税收反而更稳。他设立“军机处”，高效处理政务，中央集权更强。
同时，他全面展开“整肃朋党”行动。隆科多、年羹尧、允禩、允禟等权臣一个个落马。朝堂再无山头，只有雍正一尊。
到1728年，户部银库余额突破6000万两，远超康熙晚年的数倍。等到乾隆初年，更是突破8000万两高位。这不是因为天降横财，而是雍正用铁血手段，把流出去的银子，一点点收回来。
有人说雍正刻薄寡恩，有人说他心狠手辣。但在财政这件事上，他干净利落、毫不含糊。没人再敢动户部的账，也没人敢用“惯例”掩盖私吞。
雍正九年，他驾崩。临终前，他留下一份“内务府奏报”，其中户部库存银数清清楚楚，账目分毫不差。他死得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