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 年，杨得志到农村看望老战友，却发现他没钱看病，过得很不如意，当地县政府诧异地问道：“咦，他不是汉奸吗？” 寒风卷着雪沫子打在杨得志的军大衣上，发出簌簌的响。 湖北江陵的土路冻得像铁块，他踩着老战友侯礼祥家屋檐下的冰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 —— 眼前这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得露出黄土，窗户糊着的塑料布破了个大洞，寒风直往屋里灌。 侯礼祥从里屋挪出来时，左腿明显跛着，黑色棉袄的肘部磨出了白茬，见到杨得志的瞬间，那双曾在腊子口战役中闪着光的眼睛，突然蒙上了一层雾。 “老杨…… 你咋来了？” 侯礼祥的声音发颤，枯瘦的手在衣角反复摩挲。杨得志握住他的手，摸到满掌的裂口，像老树皮一样粗糙。 屋里没生火，冷得像冰窖，唯一的家具是个三条腿的木桌，桌角堆着几包最便宜的止痛片。“你腿咋了？” 杨得志问。 侯礼祥低下头：“老毛病，1939 年反扫荡时挨的枪子，这两年疼得厉害，没钱去医院。” 这话像针一样扎在杨得志心上。1935 年的腊子口，正是这个侯礼祥，那时还叫 “李祥”，带着突击队员攀着悬崖峭壁，用绑腿缠着手榴弹炸开敌军碉堡。 杨得志至今记得，当他被流弹击中胳膊时，是李祥背着他在弹雨中冲锋，背上的汗水浸透了军装，混着血珠子往下滴。 “当时你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回湖北老家种两亩地。” 杨得志的声音有些哽咽，“可你看看这日子……” “他们说我是汉奸。” 侯礼祥突然冒出一句，眼神暗了下去。1941 年他在江陵做地下党，组织让他假意担任伪保长，方便传递情报。 白天他戴着伪政府发的八角帽在村里巡逻，晚上却揣着日伪军布防图，摸黑往根据地跑。有次为了送一份紧急情报，他在芦苇荡里趴了两天两夜，腿就是那时候冻坏的。 可这份 “伪装”，后来竟成了罪证。 杨得志找到县政府时，接待的干部还在翻档案：“记录上写着呢，侯礼祥当过伪保长，抗战胜利后就没了动静，不是汉奸是什么？” 杨得志猛地拍了桌子：“他是我亲眼见过的英雄！腊子口战役的突击队长，当年救过我命！” 他解开军大衣，露出里面的伤疤：“这就是他背着我撤退时留下的，你们可以去查！” 回到部队，杨得志连夜翻找史料。在延安抗大的老合影里，他找到了年轻的自己和侯礼祥，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 “李祥（礼祥）同志”。 中央军委战史研究室的《长征战役详录》里，赫然记载着 “红一军团一师突击队长李祥，率部突破腊子口天险”。 他又联系甘肃迭部县，那边传来消息：腊子口战役纪念碑上，“李祥” 的名字刻在第一排。 原来，当年部队登记时，书记员把 “侯礼祥” 听成了 “李祥”，这个笔误竟成了几十年的误会。 杨得志拿着这些证据找到湖北省军区，档案科的同志翻出 1943 年江汉地委的秘密文件，上面清晰记录着 “情报员侯礼祥，代号‘保长’，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还有一份泛黄的《伪政府人员登记表》，在 “侯礼祥” 名字旁，有地下党用暗号标注的 “自己人”。 1974 年底的平反大会上，侯礼祥穿着杨得志送来的新棉袄，胸前挂上了 “老红军” 勋章。他摸着勋章说：“我不怕穷，就怕这辈子都背着‘汉奸’的名声。” 杨得志拉着他的手：“老伙计，让你受委屈了。” 台下有人喊：“侯大爷，您当年送的情报，救了我们村好多人呢！” 此后每年冬天，杨得志都会寄来棉鞋和药品。侯礼祥把那张延安合影放大，挂在堂屋正中，旁边摆着那顶伪保长八角帽 —— 帽檐里藏着他当年抄录情报的小纸条，字迹已经模糊。 2003 年侯礼祥去世时，遗嘱里写着要把勋章和八角帽一起下葬。 如今江陵的那三间土坯房还在，成了村里的 “红色教育点”。讲解员总会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位侯礼祥老人，用半辈子的委屈，守住了对党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