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大才女王承书扔下丈夫儿子不辞而别，丈夫张文裕翻遍北京城找不到人。17年后，一个白发老太太站在家门口，儿子愣住了，突然冲过去抱着她嚎啕大哭。

1960年的一个清晨，北京城里雾气还没散尽，44岁的物理学家王承书给家人留下张字条就提着行李出了门。

她要去的甘肃兰州藏着国家最紧要的任务，研制原子弹的核心燃料浓缩铀。

这一走就是整整十七个年头，连丈夫孩子都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儿。

这位个子不高的女科学家可不是普通人。

二十六年前她从燕京大学毕业时就是全校第一。

1941年漂洋过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跟着诺贝尔奖级别的老师乌伦贝克做研究，硬是用数学本事弄出套轰动世界的公式。

当时科技杂志都管它叫"王承书方程"，她老师亲口说过："这姑娘坚持下去准能拿诺贝尔奖。"

可王承书没留恋这些荣耀，新中国成立的广播传到美国时，她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回国。

那年头想从美国回来可不容易。

她连写十五次回国申请都被拦下，新买的实验设备给海关扣了，出门就有陌生人盯梢。

夫妻俩缩在公寓熬了五年，直到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谈判桌上提出"用美军战俘换科学家"，他们才登上回国的轮船。

踏上甲板那刻她在日记本上写："既然回来了，国家让我干啥就干啥。"

回国后在北大教书的安稳日子没过几年。

1961年苏联专家突然撤走，留下几千台核燃料机器没人会开。

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上门来："王先生，国家需要您改行搞铀浓缩，这活要隐姓埋名..."

话没说完她就点头："听组织安排。"

那年她四十九岁，头发还没白，带着副厚眼镜笑得温和。

西北荒漠的科研点比她想的还艰苦。

搭在戈壁滩的帐篷总是漏风沙，吃饭嚼着馒头能尝出沙粒响。

最金贵的是台手摇计算器，五十岁的她每天用左手食指顶着按键，右手压在上面使力，算完几十页纸手指都伸不直。

有回刮沙暴把帐篷掀了，她第一个扑上去抢回计算纸，额头划出血道子也不松手。

浓缩铀的纯度要求比头发丝还精细。

苏联人走时带走了全部数据，王承书带着团队白天用国产计算机算，晚上摇着计算器一遍遍核对。

有天深夜她发现数字差了小数点后六位，裹着军大衣就把全组喊起来重算。

到1963年冬天，年轻研究员都熬不住了，她却总提醒大家："差零点一铀浓度，原子弹就成哑炮了。"

1964年1月14日的清晨终于出了成果。

当控制台亮起绿灯时，整个车间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大家转头才发现，他们的技术总指挥靠在墙角睡着了。

为了这批核燃料，王承书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

十个月后新疆罗布泊升起蘑菇云，全国人民欢呼时，她还在甘肃车间调试第二批设备。

家里人再见她已是1978年的冬天。

孩子们推开院门看见个头发全白的老太太，愣了半晌才哭着扑上去："妈，这十七年您受苦了！"

她只是笑着拍孩子后背："都值当。"

那年她六十六岁，眼镜片厚得像酒瓶底，手背上还留着计算器磨出的老茧。

老伴张文裕1992年去世后，她把攒了半辈子的积蓄全捐去西藏建小学。

自己住着旧单元房，煮饭还用煤球炉。

到1994年病重时，她交待了三件事：别办葬礼、遗体捐医学院、最后一笔存款给希望工程。

那年六月她安静地走了，存折里就剩十块钱，遗嘱里八个字说尽了一生："平凡实在，勤恳做事。"

如今经过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大楼，还能看见门口石碑上刻着的名字。

王承书那行排在钱三强后面，前面标着"铀浓缩技术总负责人"。

偶尔有参观的学生问起这是谁，讲解员会指着展柜里褪色的手摇计算器说："瞧见按键上磨出的凹坑没？当年就是这位女先生，硬是靠着它算出原子弹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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