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二野解放大西南，一队穿着破旧的农民过来搭话：“同志，我们是红军，在等待周副主席的命令！” 当时，二野 16 军有个连指导员叫李建国。他正带着队伍在川南一带搜剿残敌。 突然，前面山道上走来十几个人。这些人穿得特别破烂，裤腿上全是泥浆。 他们手里都拿着扁担，看着挺普通。但仔细一看，扁担里藏着半截枪管。 带头的中年人，一眼就看到了战士胸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 的胸章。他猛地把手里的农具扔在地上。 “扑通” 一声，他直接跪在了地上。 他声音都在发颤地说：“同志，我们是红军啊！”“我们等周副主席的命令，已经等了 14 年了！” 这事儿说起来，得回到 14 年前。 1935 年 2 月，扎西镇，周总理站在天主教堂的台阶上，看着台下 400 多名红军战士。这些战士表情都很严肃，他们都是从中央警卫团、保卫局五连里挑出来的精锐。 他们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 组建川南游击纵队。 那时候，中央红军正准备北渡金沙江。但国民党的军队一直在后面紧紧追赶。 周恩来对战士们说：“中央决定留下你们。这不是放弃你们，是要你们到敌人的后方去活动。” “你们要装作是红军主力，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川南来。” “记住，你们多打一天，中央红军就多一分安全。” 纵队政委徐策站在队伍最前面。他参加过秋收起义，心里清楚这项任务有多难。 他对身边的司令员王逸涛说：“老伙计，咱们这几百人，就是给中央当‘诱饵’的。” 王逸涛点了点头。他那时候肯定没想到，三个月后，自己会变成这支部队的威胁。 川南游击纵队成立才一个月，就打下了叙永、古蔺这些县城。 这一招很管用，把川军郭勋祺部的三个旅都拖在了川南，给中央红军帮了大忙。 可到了 1935 年 5 月，出了个变故，一切都变了。 那天，一个通讯员浑身是血冲进指挥所，大喊：“司令员，敌人把猫儿岭包围了！” 王逸涛往山下一看，密密麻麻全是敌军。更要命的是，他怀孕的妻子被敌军押在了最前面。 国民党的旅长用喇叭喊：“王逸涛，投降吧！只要你投降，就保你全家平安。” 徐策握紧了手里的枪，对王逸涛说：“老伙计，顶住！中央红军已经过了金沙江，我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 王逸涛没听他的。他慢慢放下了手里的枪。当天晚上，他就带着敌军突袭了纵队的驻地。 徐策在突围的时候中了三枪。他快不行了，把党旗塞进警卫员手里，断断续续地说：“告诉中央…… 我们没给红军丢脸……” 这场背叛太致命了。纵队原本有 400 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不到 100 人。 剩下的人在刘复初、龙厚生的带领下，退进了乌蒙山区。他们没东西吃，就啃树皮。没水喝，就用竹筒接雨水。 那面染了血的党旗，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藏着。 1936 年春天，剩下的人重新组织起来，名叫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 在威信县水田寨，龙厚生对仅有的 37 名战士说：“中央红军已经到陕北了。但我们不能散。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把红旗扛下去！” 他们开始在村寨里隐蔽起来。白天就装作帮工，跟着农民种地。晚上，就教农民识字。 在镇雄县，有个游击队员叫陈天明。他用草药治好了一个老猎户的腿伤。 老猎户感动地说：“你们要是红军，我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们了。” 三个月后，老猎户真的带着三个儿子来加入队伍了。 就这么一点点发展，到 1949 年的时候，这支部队已经有 1200 多人了。 他们在山里建了兵工厂，用土办法造地雷。他们还设了地下交通站，专门传递情报，甚至截获过国民党军的密码本。 但所有人都记得徐策说过的话：“等周副主席的命令。” 这一等，就是 14 年。 1949 年 10 月 28 日，李建国带着战士们走进了游击纵队的秘密营地。眼前的景象，让他忍不住哭了。 几十间用竹篾和茅草搭的营房，排得整整齐齐。墙上用炭笔写着 “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角落里堆着自制的土地雷和土炮。 “周副主席还好吗？” 游击队员们围上来，急切地问。 当他们听说新中国已经成立，周总理正在北京主持工作时，老战士陈天明激动得浑身发抖。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 1935 年徐策交给他的党旗。旗子已经褪色了，但上面的镰刀锤头还能看得很清楚。 当天夜里，李建国给军部发了电报：“发现一支坚持了十四年游击战的红军部队，请求指示。” 两个小时后，北京回电了：“立即送全体指战员来北京，周副主席要亲自接见。” 14 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11949 年 12 月 11 日，周恩来紧握陈天明的手，感慨同志们受苦了，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看到党旗时，周总理眼眶泛红，称其为用鲜血染红的珍贵革命记忆。 1950 年，叛徒王逸涛在泸州被公审处决，临刑前懊悔不迭。 如今，川南游击纵队纪念馆里，那面褪色党旗与周总理批示一同陈列，见证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