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鲁迅《呐喊》里一个让人唏嘘的角色，活在清末民初的绍兴小镇。身材高大，却瘦得像根竹竿，脸上青白，皱纹里夹着伤痕，花白胡子乱糟糟。他那件破长衫，脏得没法看，多年不洗不补，虽是读书人的标志，却跟街边的穷汉没啥两样。他说话爱掉书袋，半懂不懂的“之乎者也”，透着一股子迂腐劲儿。科举考了无数次，没考上一点功名，只能靠抄书混口饭吃，日子过得紧巴巴。他懒得干体力活，还偷过书，但嘴硬，说“窃书不算偷”，死撑着读书人的面子。 他住的地方是镇边一间破屋，潮湿阴冷，堆着发霉的书。每天早起抄书，手指都磨变形了，赚的那点钱也就够买酒。他常去咸亨酒店，点两碗酒、一碟茴香豆，日子就这么熬着。他有股子傲气，宁可饿着也不干粗活，可偷书的事让他在镇上臭了名声。后来偷了丁举人的书，被打断腿，彻底成了废人。他也有过好心，教过小伙计认字，还分过茴香豆给小孩，但这些小善意救不了他。这家伙的悲剧，既有自己的毛病，也有时代的问题，活脱脱是个被命运碾碎的小人物。 清末民初那会儿，社会乱得像一锅粥。1905年科举废了，读书人一下子没了出路。以前“学而优则仕”是条金光大道，现在呢？路断了，孔乙己这种人就被卡在半空，上不去也下不来。他学问不大，可好歹读过书，抄书还能赚点小钱，但社会压根没给这类人留活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搞复辟，军阀打来打去，老百姓日子苦不堪言，谁有心思管一个落魄书生的死活？时代变了，孔乙己这种老派知识分子就被扔在角落里，没人搭理。 那时候的小镇，经济也不行。咸亨酒店里那些短衣帮酒客，干的是体力活，赚的钱也就够糊口。他们没文化，看孔乙己这种“半吊子读书人”就觉得可笑。社会没给他们上升的机会，也没给孔乙己这种人转型的路子。他不会干别的，只能抄书，可抄书的人多了，活儿少了，他就只能偷。偷了被抓，打得半死，社会连个救济的地方都没有。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时代对读书人没用了，硬生生把他们逼到绝路上。 再说说人心的冷漠。咸亨酒店那帮酒客，真是把孔乙己当笑话看。他一进门，他们就盯着他脸上的伤疤笑，有人还故意问他识不识字，考没考上秀才，明知道他考不上，还往伤口上撒盐。他偷书的事传开后，他们更来劲了，老拿这事挤兑他。他争辩几句，他们就学他说话，哄堂大笑，连掌柜都跟着乐呵，没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这些人不是啥大恶人，就是一群苦哈哈的底层人，可他们偏偏拿孔乙己的苦日子找乐子。 这凉薄劲儿哪来的？说白了，这些酒客自己过得也不咋地，干一天活累得要死，赚的那点钱还不够喝酒。他们没啥盼头，就看不得别人比他们更惨。孔乙己好歹读过书，还死撑着读书人的架子，这让他们不爽。他们嘲笑他，其实是给自己找点优越感。孔乙己越落魄，他们越来劲，压根不管他心里多苦。这不是一个人俩人的问题，是那帮人集体没良心，把孔乙己当个笑话，硬是把他逼得连尊严都没了。 孔乙己后来混得更惨了。抄书的活儿越来越少，偷书的事让他彻底没脸见人。到最后，他连站都站不下了，双腿被打断，只能爬着去酒店。酒客还是笑他，笑他爬着来，笑他脏兮兮的手。他掏出几文钱买酒，手抖得厉害，喝完就爬走，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死在破庙里，冻死的，没人管，也没人问。他的死静悄悄，跟他活着时被笑话的日子一样。 他不是没好心过。教小伙计认字，分茴香豆给小孩，这些小事挺暖心的，可没人记住这些。他的悲剧不全是自己的错，社会不给他活路，人心又冷得像冰。他懒是真，偷东西也不对，但要没这乱糟糟的时代，没这帮冷血的酒客，他兴许不至于混成这样。 孔乙己这事儿，到底怪谁？社会肯定脱不了干系。科举废了，他这种人就被时代淘汰了，没出路，没人管，活活饿死街头。可人心的凉薄也跑不了。那帮酒客，天天拿他取乐，没一个伸手的，连起码的同情都没有。社会是大环境，把他逼到绝境；人性是最后一刀，把他仅剩的尊严都踩碎了。两边加起来，才有了这么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