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7年，15岁的富察氏嫁给17岁的宝亲王弘历为福晋。新婚第二天，就有试婚格格来给她请安。她知道弘历已经有侍妾，可是看到花容月貌的噶哈里时，她心里还是五味杂陈。 （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清朝雍正年间，皇室为皇子成年大婚设立了一项特殊制度。 为让年轻的皇子在迎娶正式福晋前通晓人事，会安排内务府选拔包衣（皇家奴仆）出身的宫女进行引导。 这些女子被称为“试婚格格”。 任务完成后，她们通常会被安排做些粗活，很难留在皇子身边。 雍正三年（1725年），内务府按照惯例，为时年15岁的皇四子弘历（后来的乾隆皇帝）挑选了数位试婚格格。 其中一位名叫噶哈里富察氏。 她与日后成为乾隆嫡福晋的孝贤皇后（沙济富察氏）虽同姓富察，但家族背景截然不同。 孝贤皇后出身于满洲镶黄旗的贵族世家沙济富察氏。 而噶哈里富察氏的父亲仅是正黄旗的一个包衣佐领，属于为皇家管理事务的奴仆阶层，身份卑微。 噶哈里富察氏被送入弘历居住的宝亲王府。 两个正值青春的少年少女朝夕相处，这位性情温顺的女子自然获得了弘历的喜爱。 在弘历正式娶嫡福晋之前的几年时光里，她是弘历身边最亲近的女性。 虽然没有正式的名分，但她在王府中待遇颇佳，甚至被下人们私下称为“二主子”。 雍正五年（1727年），弘历奉父命迎娶了门当户对的沙济富察氏为嫡福晋。 噶哈里富察氏作为王府旧人，需要向这位身份高贵的新福晋请安行礼。 新福晋虽然表面上对她态度温和，但这“姐妹”般的关系背后，微妙与尴尬在所难免。 不久之后，大约在雍正六年（1728年），噶哈里富察氏为弘历诞下了长子，取名永璜（即后来的皇长子）。 儿子的降生让弘历感到喜悦和骄傲。 他希望给孩子的生母一个更体面的身份，于是向父亲雍正皇帝恳请，希望能将噶哈里富察氏封为侧福晋（王府中地位次于嫡福晋的妾室）。 然而，雍正皇帝拒绝了儿子的请求。 雍正皇帝的考虑是出于身份和体统。 噶哈里富察氏包衣奴仆的出身，与皇家侧室的身份不符。 尤其这个孩子是弘历的长子，未来有可能继承大统。 如果他的生母是出身如此低微的包衣，会给皇室带来非议，甚至影响到未来的秩序稳定。 皇帝认为弘历的情感需要让位于皇室的规矩和颜面。 这次拒绝无疑对噶哈里富察氏是一次沉重打击，让她看清了身份枷锁的沉重，也是她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这份遗憾，也深深埋在了年轻皇子弘历的心中。 雍正八年（1730年），噶哈里富察氏再生下一个女儿。 不幸的是，这次生产损害了她的健康，孩子也早夭了。 此后她一直体弱多病。 随着时间推移，弘历身边出现了新的女子，如高氏（后来的慧贤皇贵妃）。 噶哈里富察氏逐渐淡出了夫君生活的中心。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七月初三。 就在弘历的父亲雍正皇帝病危、皇位即将交接的前夕，年仅二十余岁的噶哈里富察氏在宝亲王府中突然病逝。 她的离世恰逢皇室权力更迭的敏感时刻，原因也没有明确记载，只留下外界的一些猜测。 弘历尚在侍疾，无暇顾及其他。 同年八月，雍正皇帝驾崩。 弘历登基为帝，改元乾隆。 登基仅仅半月余，事务千头万绪之中，新皇帝乾隆没有忘记早逝的故人。 他下旨追封噶哈里富察氏为“哲妃”。 雍正十三年十月，又为其定谥号为“哲”（寓意为聪明睿智）。 这一定谥表达了乾隆对她性情与那段相伴时光的感念。 然而，关于她最终的安葬地，当时并未决定，她的棺椁被暂时安置在京城东直门外的临时殡所。 这位皇长子永璜，虽然在乾隆登基后因其长子身份受到过关注（尤其在嫡出的永琏、永琮夭折后），但命运同样坎坷。 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当年弘历的嫡福晋）崩逝。 永璜作为名义上的长子，在参与丧仪时，表现未能让沉浸在悲痛和国事烦忧中的乾隆满意（可能是仪态或情绪被认为不够庄重）。 乾隆在巨大压力下情绪失控，当众严厉斥责永璜“不知礼数、不够悲痛”，并公开声明永远剥夺他的皇位继承资格。 这一残酷打击对永璜影响巨大。 仅仅两年后，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忧惧抑郁中，这位皇长子便去世了，年仅二十三岁。 乾隆虽追封他为定亲王，但追悔莫及。 噶哈里富察氏的一生，像一道划破等级森严天际的流星。 她出身微末，是皇室制度下的一名“试婚格格”，凭借机缘和性情赢得了未来皇帝最初的温情，并为他生育了皇长子。 然而，奴仆的身份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生下皇子也无法获得应有的名分，皇帝雍正的无情否决宣判了她终身困于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