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的一天夜里，渣滓洞监狱外，一辆军车停了下来。几名特务押着一批犯人走下车，他们的手被反绑，脚步沉重。 刘国志就在其中。他没有低头，也没有挣扎，嘴角还带着一丝冷笑。他知道，属于他们的时代就要来了，他也知道，自己恐怕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开枪的命令很快就下达了，几声短促的枪响之后，夜色中多了几具倒下的身影。 时间倒退一年，1948年的一个上午，刘国志正准备外出，门外突然闯进几名军统特务。他还没反应过来，手脚就被按住。他被蒙上头，押上车，一路拉到重庆渣滓洞。 没过几天，审讯便开始了。负责审讯的是军统的特务头子徐远举。他看着档案，知道刘国志是个难啃的骨头：出身富裕，西南联大高材生，又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徐远举起初并不急于动刑，而是用软的办法，劝说、威胁、许诺样样上。“你年纪轻轻，家里有钱有势，干嘛要给共产党卖命？”他笑着说。 刘国志回答很简单：“你说完了吗？可以走了。”软的不成，就来硬的。老虎凳、电棍、水牢，他全都尝了一遍。 一次次昏迷过去，又一次次被泼醒，身上没一块完整的皮肤。他却始终咬牙坚持，一个字也没吐。 关押期间，有人认出了他。那是个已经叛变的线人，原本跟刘国志一起搞过几次行动。他向特务供出更多细节后，刘国志被列为重点关押对象。 远在香港的刘家也得知了他的被捕消息。他的五哥刘国琪是香港某银行的总经理，听说弟弟被抓后，心急如焚，立刻设法通过关系从香港飞到重庆。他先拜访了几位在国民党高层任职的熟人，又托人找到了徐远举。 在一次密谈中，他拿出一张空白支票放在桌上。“你开个数，只要放了我弟弟，多少钱我都给。” 徐远举看着支票，内心颤了一下。 他清楚，这张纸可以让他全身而退，甚至在国外过上富贵日子。可他也清楚，事情不能做得太明显。 “不是不行，不过得让你弟弟写份悔过书。形式要有，他写或你代写都行，但签名必须他本人亲笔。” 刘国琪回去连夜写好了一份悔过书，语气诚恳，说辞周全。他想，只要刘国志愿意签字，这事就能翻篇。 第二天，他带着悔过书进入渣滓洞。看着瘦了一圈、满身伤痕的弟弟，他的手都在抖。他把悔过书摊开：“签了吧，只要你签了，我们就能带你回家。爸妈一直在等你，大家都在盼你平安。” 刘国志没有动笔，反倒拿起悔过书，直接撕了个粉碎。“想让我背叛组织？不可能。”刘国琪气得站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 他始终想不明白，刘国志怎么就这么倔？他们刘家从来不缺钱，也不缺人脉，只要他点头，一切都能解决，为什么非要把命搭上？ 徐远举知道情况后大发雷霆。他原以为钱已到手，却被刘国志一句“我宁可死”彻底搅黄。他下令加强监视，但始终没有动手。他知道此人不能轻易杀，杀了也不好交代。 然而局势开始急转直下。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重庆也岌岌可危。军情紧急，蒋介石亲自发来命令：渣滓洞所有政治犯，必须清理干净。 徐远举得到命令后，把名单摆在桌上，一个个画圈。刘国志的名字被重重圈了两道。他知道这个人已经没有价值了，留下来只会添麻烦。 行动那天夜里，犯人们被分批叫出。没有宣判，没有告别，也没有棉被与遗书。只要名字被叫到，便意味着永别。 轮到刘国志时，他走得很平静。他知道，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而在不久后，重庆宣告解放。红岩烈士纪念碑上，刻下了那个28岁青年的名字。 没有人再去追问那张空白支票去了哪里，也没有人再问刘国琪当年有没有后悔。他的弟弟，用一纸悔过书没换来的自由，换来了一个名字在历史上的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