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天，香港一栋隐秘的洋楼里，周恩来高烧昏迷，命悬一线，屋外是特务的眼线，屋内却坐着一位年轻女子，她自称“李太太”，是周恩来的“妻子”。其实两人素不相识。这场假夫妻的搭档，是党组织交给范桂霞的一项特殊任务，保护周恩来。 范桂霞是广东佛冈人，出身医生世家，性格干脆利落，她早年就参加了妇女解放运动，在广州搞工人罢工时被捕过。 1925年，她加入共青团，第二年转为党员，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她一家也遭了殃，父亲为掩护她被特务追杀，不幸遇害，妹妹被捕，她躲过一劫，辗转逃到了香港。 当时的香港，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重要据点，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带队南下，连日操劳感染了恶性疟疾，组织决定把他秘密转移到香港救治，但他身份太敏感，不能暴露。 于是范桂霞接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任务：化名“李太太”，以富商太太的身份伪装周恩来的妻子，一边照顾他的病情，一边保护他不被特务发现。 这个任务对她来说压力极大，她年纪轻轻，要跟一位陌生的高级领导同住一屋，还得扮成一对恩爱夫妻，为了更好地融入上层社交圈，她还学会了抽烟、打牌，见招拆招。 有时候她和“周先生”一起出席一些“富商”饭局，她得装作得体大方，时刻提防有没有可疑人物接近。她知道，稍有差池，不仅周恩来危险，自己也可能立刻暴露。 周恩来当时神志时清时昏，常常高烧说胡话，范桂霞不敢离人一步，有时候整夜不睡，就守着床边给他擦汗喂药。香港的潮湿气候让病情反复，但周恩来渐渐恢复意识后，才知道身边这个“太太”并非真妻。 等身体稍稳，他轻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范桂霞笑说：“我现在是李太太。”两人会心一笑，这种相依为命的日子，锻造出了一种特殊的信任。 其实周恩来的真妻是邓颖超，她早已知道这段“假夫妻”安排，后来周恩来康复要转移离港时，还专门跟邓颖超提起范桂霞，说她“在我命悬一线时救了我一命”。邓颖超并没生气，她理解这是组织安排，更敬重范桂霞的担当。 任务完成后，范桂霞继续在广东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因为交通线中断，她与党组织失联，不得不回乡当了乡村教师。 她跟一位叫潘耀芳的老同事结婚，一边教书，一边拉扯几个孩子。那段时间，她很少提起在香港的往事，只偶尔在夜里点上一支烟，默默望着天。 直到1953年，事情有了新的转折，这年夏天，她进京看望儿子和儿媳，走进首都，她心中突然升起一个念头：能不能见一见周恩来？她知道这事很难，毕竟他是总理。 但她还是到了中南海门口，对警卫说：“我想见一下周总理，我是他过去的‘妻子’，只要一分钟。” 警卫一听这话，吓了一跳，赶紧报给秘书梁霭然，梁核实后惊讶不已，转告给总理，几天后，范桂霞接到了邀请，8月22日，她正式走进了西花厅。 开门的是邓颖超，她笑着说：“小范，你来了。”一句“小范”，打破了多年未见的隔阂，饭桌上，周恩来看着这位旧日战友，亲切地问她：“孩子们还好吧？”范桂霞说儿子在政务院工作，大女儿参军去了，生活还算安稳。 周恩来点点头，说：“咱们那时候都是亡命之徒，现在看到你们都好，真不容易。” 那顿饭吃得很温情。邓颖超一边夹菜一边打趣说：“听说我还得感谢你，是你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范桂霞不好意思笑笑，摆摆手说：“就是搭个戏台，演了一出假戏。” 吃完饭，周恩来把她送到门口，亲自安排了返程车票，还说：“有空再来坐坐。”这一别，又是很多年。 范桂霞回到南方，继续教书。文教系统对她很尊重，但她从不居功，也从不主动提起周恩来。偶尔有学生问起，她只说：“我年轻时当过一阵‘太太’。” 到了1984年，她年事已高，身体不好。邓颖超得知后，托人送来一个旧手袋，说这是总理生前用过的，交给范老师留念。范桂霞接过袋子时没说话，只是轻轻摩挲了几下。她把这只手袋交给家人，叮嘱他们：“好好收着。” 在她最后的岁月里，这段假夫妻的往事，成了她最不愿讲、也最不能忘的一段记忆。她没有写过回忆录，也没留什么口述历史。但党史研究部门后来查阅资料、采访家属时，才慢慢拼出了这段历史。 范桂霞不是英雄，也不是名人。但她曾在生死之间守护过一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她做过的事情，不是什么丰功伟绩，却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该做的本分。 而那场26年后的重逢，也不是戏剧，而是真实发生的故事，藏在西花厅的那顿家常饭里，藏在一张老照片的笑容里。 参考资料： 《人民周刊》编辑部. 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