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国民党上将于学忠被日军包围，带路的伪军司令吴化文喊话说：“老长官，下山投降吧，否则不要怪兄弟手黑。”在危急关头，少将魏凤韶装扮成于学忠，引开了日军的注意力。 在这次奋战中，于司令迅速判断战场形势，选择了一个看似火力稍薄弱的点，集中所有力量发起了决死冲锋。 就在这生离死别的紧急关头，紧紧护在于学忠身边的一位将领魏凤韶，做出了一个关乎生死的决定。 他迅速脱下自己的军装外套，不由分说地与于学忠调换了外衣，然后，两人分道突围，他毅然朝着与司令相反的方向奔去。 他故意暴露行踪，吸引日军的注意和火力，最终在激战中为掩护于学忠成功牺牲，司令得以脱险，惊闻魏凤韶阵亡的消息时，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瞬间泣不成声，悲恸之情难以言表。 这段舍身救主的故事，其深厚情谊，源自两人二十多年的患难与共，早在1918年他就投身行伍，加入当时势力颇大的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服役。 就在这个时期，他还只是新兵，而他的直属营长，正是后来成为名将的于司令，虽然两人职位高低悬殊，但在一次次并肩作战、枪林弹雨的经历中，一种近似兄弟的袍泽情谊悄然滋长。 后来吴佩孚兵败，辗转四川谋求东山再起，于司令对此不抱期望，选择留下，魏兄弟同样心灰意冷，追随于学忠一道解甲归田。 不久之后，于司令的军事才能被奉系军阀看中，诚邀其加盟，并委以军长重任，他深知魏凤韶的能力与忠义，特意邀请他同去东北发展。 然而，魏将士早年曾与奉军内部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结下过很深的仇怨，顾虑重重，最终婉拒了于司令的好意。 回到故乡他，经本地友人牵线，转而投向了当时正势如破竹的北伐军阵营，凭着一身胆气和战场上的骁勇，他从基层营长做起，一路打拼到了团长位置。 但在派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民党军中，像他这样半路加入、缺乏根基的“外来户”，晋升之路注定坎坷。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满怀杀敌报国热忱的魏凤韶，却发现自己的军职居然还是团长。 更令人憋屈的是，师长出于排斥异己的心态，很快找了个理由免去了他的团长实职，仅委任他做无足轻重的师部留守主任。 反观旧长官于学忠，在国民党军中的道路却顺畅不少，韩复榘因消极避战被蒋介石处决后，于学忠接掌了第3集团军的大印，正统帅部队在山东境内与日寇激战。 他深感在现部队空有报国志、却无用武之地，更不堪忍受倾轧排挤，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第九战区，只身前往山东战区，投奔老长官于学忠麾下。 这一次，于学忠如久旱逢甘霖般欢迎老友到来，给予了他信任和真正的用武之地，1938年初的台儿庄大战中，两人再度并肩冲锋陷阵，合力痛击了进犯的日寇。 战后，部队转移至徐州地区休整，然而日军为挽回颜面，调集优势兵力气势汹汹地反扑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审时度势，命令于学忠率部迅速撤出险地。 撤退途中，他不幸负伤，于学忠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乘坐的指挥车让给了他和那几位伤员，自己则骑马随行，混乱中两人走散，失去了联系。 几经辗转，他回到位于湖南湘北的第九战区，1941年，他获得了少将副师长的军衔，然而这看似不低的任命，却因未兼任关键军职的缺陷而显得尴尬。 缺乏实际兵权，无法上前线杀敌，使他空有满腔热血，他反复恳求师长，最终获准带领一个团兵力渡江执行作战任务。 重返战场，他如猛虎下山，率部多次向日军阵地发起勇猛冲击，杀敌战果颇丰，但连续的高强度突击也让全团付出了巨大伤亡。 战后，心胸狭窄的师长并未嘉奖他的功绩，反而以此为由剥夺了他的指挥权，甚至威胁要将他治罪。 后来他做出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决定，离开湖南，投奔远在鲁南苏北交界地区的于学忠，然而那会驻地相隔遥遥数千里，又在日军分割封锁的战乱时节。 这个计划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狂，没有可行的交通工具，千里迢迢随时可能丧命，然而被排挤的愤懑和对老长官的信赖，让魏凤韶义无反顾。 他竟然仅凭双腿踏上了漫长的徒步旅程，靠着坚韧不拔的意志，穿越敌占区，跋涉山山水水，历时近三个月，风餐露宿，历尽艰险，终于在1943年春天抵达了鲁苏战区指挥部所在地。 于司令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对己无比忠诚、历尽磨难的袍泽，立即任命他为战区总部少将副官处长，他们终于迎来了短暂的相聚时光，谁也不曾料到，仅仅几个月后的那场伏击，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他的大义，让无数人敬佩，在生死关头之际，他毅然地取舍去救大家，这种精神是何等的珍贵。 没有更多话语，没有慷慨陈词，只有交换衣着的沉默行动和朝着相反方向的坚定奔逃，这源自二十多年间积淀下来的、超越职务等级与生死界限的深厚袍泽之情。 在战火纷飞、朝不保夕的年代，在国民党军内部充斥猜忌和倾轧的背景下，这份忠诚与情义，宛如寒夜中的一点烛火，格外温暖而明亮。 信息来源：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