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与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关系密切，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世俗化

中国人祭祀鬼神的日子很多，其中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三冥节”，都与祭祀鬼神有关，所以都可以称为鬼节。但一般所说的“鬼节”，则是指农历的七月十五。

中元节，别名七月半、七月十四、祭祖节、地官节，也是流行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节日习俗主要有祭祖、放河灯、祀亡魂、焚纸锭、祭祀土地等。

它的产生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祖灵崇拜以及相关时祭。节期与古老文化中的阴阳消长循环之理有关，在《易经》中，“七”是一个变化的数字，是复生之数。

七月乃吉祥月、孝亲月，中元节原是小秋，有若干农作物成熟，七月半是民间初秋庆贺丰收、酬谢大地的节日，有若干农作物成熟，民间按例要祀祖，用新米等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就是我国的中元节，这个节日与其他节日相比多了一些恐怖的色彩，因为在民间人们又把中元节称作是鬼节，少数地区也叫亡人节。

根据古书记载：“道经以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中元节与除夕、清明节、重阳节等三节，都是中国传统节日里祭祖的四大节日。

中元节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时祭，以及与之相关的祖灵崇拜。古时由于生产水平与认识水平有限，人们对于农事的丰收，常寄托于神灵的庇佑。

奉祀先祖在春夏秋冬皆有，但“秋尝”十分重要。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们举行向祖先亡灵献祭的仪式，把时令佳品先供神享，然后自己品尝这些劳动的果实，并祈祝来年的好收成。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秋尝祭祖的活动，先秦时代已有之，起先是天子诸侯的事，然后自上而下影响到民间。起初，“秋尝”的日期并不确定，后来逐渐固定在七月十五前后。

中元节起源于宗教。中元是道家术语，特指道教之神地官大帝的生日，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释正月“三元”说，“十五上元，七月中元，十月下元，为三官圣诞。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在道教信徒的日程中，中元这一天有着特殊的意义。《道经》说，“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勾搜选人间，分别善恶诸天。圣众普诣宫中，简定劫数，人鬼傅录。饿鬼囚徒一时皆集，以其日作玄都大献于玉凉山，采诸花果，珍奇异物，幢幡宝盖，清膳饮食，献诸圣众。道士于其日夜讲诵是经，十方大圣齐咏灵篇，囚徒饿鬼具饱满，免于众苦，得还人中。”这说明中元这一天又是地官大帝“赦罪”之日。关于“三官”的提法，最早见于《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中所引的《典略》。《典略》记载张陵领导的五斗米道的治病法说，“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  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山，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关于“三元”的提法，最早见于《魏书・高祖本纪》。在《高祖本纪》中记有一封太和十四年（490年）十月癸未日为文明太皇太后葬仪所下的诏书，诏书中说：“普下州镇，长至三元，绝告庆之礼。”这说明道家信奉三官大帝始于汉末的五斗米道，当时是否编撰出三官的诞生圣日，于史缺之，不敢妄言，但至迟在南北朝初期，已有了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的三元之说，因此有理由推断，在汉末至南北朝初期之间，中元日便成了道教信徒的节日。大致到了唐代的时候，中元节的道教节俗，逐渐地影响到了民间。《册府元龟・帝王部・尚黄老一》说，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诚有科诫，朕尝精意，祷亦久矣。而初未蒙福，念不在兹。今月十四月、十五日是下元斋日，都内人应有屠宰，令河南君李适之勾当，与赎取，其百司诸厨，日有肉料，亦责数奏来，并百姓间是日停宰杀渔猎等，兼肉料食。自今已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迄至宋代民间的“三元”信仰便已确立了。《宋史・苗守信传》说，守信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录人之善恶。”这也可以说明民间已开始过中元节了。

《佛说盂兰盆经》

农历七月十五还是佛教的节日，佛教徒称之为佛欢喜日，僧自恣日。传说在这个日子里供养佛、法、僧三宝，可以仗三宝功德之力，解救倒悬之苦。说到“救倒悬”之苦，佛寺还要在这一日举办盂兰盆会。盂兰盆会原是佛教徒为追荐祖先亡灵而设的一种宗教仪式。盂兰盆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译，意译为“救倒悬”。这个佛教节日，起源于一个佛教故事。《盂兰盆经》说：“目连见其亡母在饿鬼中，即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灰，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当须十万众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佛敕众僧皆为施主，祝愿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

但值得注意的是，《盂兰盆经》中所讲述的例如“度父母，报父母之恩”的目连救母的传说，与印度佛教强调出家修行，断绝父母养育之恩相背离，是一种典型的汉民族的报恩方式，带有鲜明的中土孝道思想的影子。此外典籍中存在多处如“三公”、“盂兰盆”等具有中国特色且难以在印度佛典中找寻或据以翻译的词汇。因此学界大体认为《盂兰盆经》是一部中土僧人根据中国原有的文化传统创造的一部疑伪经。

虽为伪经，其价值不可低估，讲究“出世”的佛教与讲究宗法伦理的儒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由于《盂兰盆经》对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吸收融合，才能够得到本土民众与统治者的认可和信奉，使得盂兰盆节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教节日在中国逐渐兴盛起来。

我国的盂兰盆会开始于六朝之时。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院。”北朝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终制》说：“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这说明六朝时盂兰盆会的宗教仪式不仅传入了我国，而且影响到民间，成为民间的一种节日风俗。

在我国的南方地区，人们也有在七月十四祭祀的传统。也有一些地方从七月初就开始祭祖的仪式，在夜里将祖先接引回家中，供奉直到七月结束。

因此每到中元节，家家祭祀祖先，供奉时行礼如仪。七月十五上坟扫墓，祭拜祖先。该节是追怀先人的一种文化传统节日，其文化核心是敬祖尽孝。《道藏》载“中元之日，地官勾搜选众人，分别善恶，于其日夜讲诵是经，十方大圣，齐咏灵篇。囚徒饿鬼，当时解脱”。民间则多是在此节日怀念亲人，并对未来寄予美好的祝愿。

由于农历七月十五既是道教的节日，又是佛教的节日，所以对民间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道家的“赦罪之辰”之说，还是佛家的“救倒悬”之说，都与亡故的人有关，因此民间把七月十五看成祭祀先祖的“鬼节”。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说：“七月十五日，道家谓之中元节，各有斋醮等；会僧寺则于此日作盂兰盆斋；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时至今日，鬼节的风俗还在民间流行，每逢七月十五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仍然还有烧纸钱祭祖先的旧俗。而就古往今来的节俗而言，七月十五的节俗最为独特，在其中既有道家的影响，又有佛教的渗透，更有民间的色彩，可以说这一节日的民俗是非常之丰富多彩的。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当时中元节的盛况：“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头、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中元前一日，即卖练叶，享祀时铺衬桌面。又卖麻谷窠儿。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又卖鸡冠花，谓之洗手花。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明即卖摖米饭，巡门叫卖，亦告成意也。又卖转明菜花、花油饼、馂豏、沙豏之类。城外有新坟者，即往拜扫。禁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本院官给祠部十道，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陈亡残，设孤魂之道场。”后来明田汝成的《熙朝乐事》也记载说：“七月十五日，俗传为中元节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斋诵经，荐奠祖考，摄孤判解；屠门罢门；僧家建盂兰盆会，放灯西湖，及塔上河中，谓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厉邑厉坛。”

中元节源自于道教的“三元”、“三官”之说。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天官给人赐福，地官给人赦罪，水官给人解厄。到北魏时，正式形成“三元说”：三元是三官的生日，天官生于正月十五日，是为上元节；地官生于七月十五日，是为中元节；水官生于十月十五日，是为下元节。而七月十五这一天本就是中国祭奠先祖亡灵的日子，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中元祭祖的道教节日。而佛教的“夏安居”期满之日恰巧与道家的地官生日中元节七月十五日相合，使得道教中元节的祭奠先祖亡灵成为佛教与道教的共同信仰。正如《荆楚岁时记》所云：“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其中，“僧尼”即指佛教出家之人，“道”便是道教出家之人，“俗”是为未出家之人。由此也可印证七月十五佛道相融的景象。

在中国儒家“三纲”“五常”深入人心，儒学位于正统的情况下,三教彼此交流融合，结合儒家“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基本思想，最终，中元节以纪念逝去的祖先为基本内容，适应了儒、释、道三家和民间的种种需要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认可的节日。

从南北朝到隋唐，出现了儒家尝秋、佛教盂兰、道教中元在七月并行的奇特景象。尝秋就是在农作物新熟之后先行荐享先王品尝，因此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秋七月祭祀先祖的礼仪。在民间，也早有《东皇太一》、《湘夫人》等祭祀鬼神的乐歌，足见秋祀鬼神的悠久渊源。到了佛教盂兰盆节和道教中元节出现之后，七月祭祖的习俗与这两个节日渐渐融合。

李隆基

到了唐代，盂兰盆节随着佛教的发展，以供佛、供僧为主。长寿元年（692年）到会昌四年（844年），武则天、唐代宗等唐代皇帝对盂兰盆供极为重视，采用佛教仪轨进行中元祭祖，均耗费巨资设盂兰盆会以供佛供僧，使得盂兰盆节大为流行。此时，道教也得到扶持。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尊奉庄子为南华真人。命人在中元之日与近臣贵戚宣讲道经，还规定三元之日不得屠宰，不饮酒，在民间得到具体落实。由此以来，“ 盂兰盆节”一词逐渐被中元节代替。

至宋代，统治阶级对佛教并非十分提倡，使得孟兰盆节由供佛、供僧改为了以盆施鬼，以求祖先亡灵得度。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宋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一方面吸纳了佛道思想以构建儒学自身思辨化、哲理化的理论体系，使得儒释道在深层次上得以交融，另一方面，儒学主导地位的加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佛道教的发展。思想层面的深层次的三教合流带动了三教仪俗的合流，而中元这一更具传统意味的节日取得对盂兰盆节的绝对优势。终宋一朝，以皇帝之尊亲自参加盂兰盆会成为了历史，再未得见。

到了明清时期，盂兰盆节的佛教正统意义进一步淡化，成为超度亡灵的“鬼节”，北方出现了放河灯、做盆会、回乡祭祖、看演经文、放焰口等节俗；南方则有了祭墓、祭无祀之鬼、放焰口、为先祖烧冥衣等习俗。这些都是祖先亡灵超度的节俗习惯，与佛教无丝毫关系。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现世之人可以用功德去转换天神和地鬼的位置，也就产生在地官赦罪的日子，通过施舍钱米请僧道做法超度祖先亡灵，即通过做功德使祖先得道升天，庇佑后人的节俗习惯。

中元节在其形成时期，与佛教和道教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长期的发展与融合过程中，儒家占据了主要地位，其宗教色彩渐渐消失而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祭祖节日，这正如张弓所说，“显示了我国古老的农本文化包容与改造异域文化因素的巨大能力”，同时展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心理。作为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元节在近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衰落，但其仍是民间进行家庭伦理教育的有效形式和民俗记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