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亲王可分为四大体系，为何同样都是亲王待遇却有高低之分？
清朝历史上总共册封过36位亲王，但是别看这36位都是亲王，可是所享受到的待遇却都完全不同，甚至有高低之分。
那么为何同样都是亲王，待遇却又都不同，还有高低之分呢？其实，清朝的亲王册封体系可以分为四大体系，而册封体系不同，最后所享受到的成果也自然不同了。
在清朝的政治舞台上，崇德元年（1636 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皇太极册封了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成亲王岳讬（代善之子）、肃亲王豪格，这也是清朝的“开国六亲王”，他们均担任八旗旗主。
在那个时期，“旗主即亲王，非旗主最高封郡王”，这句话鲜明地体现了旗主亲王的特殊地位。他们手握一旗军政大权，成为了当时政治格局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以代善家族统领正红旗为例，旗下佐领、人口、土地都归其管辖。在这个范围内，代善家族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形成了一种“国中之国”的政治格局。
这种格局下，旗主亲王不仅是军事统帅，更是政治领袖，他们可以参与“八王议政”，对国家大事发表重要意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衡皇权。这种权力结构在清朝初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影响着国家的决策和发展方向。
在清圣祖康熙皇帝以前，旗主亲王凭借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平台，频繁干预朝政。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让皇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这对于渴望集权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皇太极在位时，就已经意识到旗主权力过大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打压措施，然而，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根除旗主的势力。
到了康熙时期，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开始采取一系列更为有效的措施来削弱旗主亲王的权力。他将皇子分封到下五旗，通过这种方式分割旗内佐领，使得旗主的权力被分散。
到了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时期，雍正则另辟蹊径，设立军机处，将重要的军政大权集中到军机处，从而架空了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削弱了旗主亲王的政治影响力。
再到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时期，乾隆对旗主权力的削弱达到了顶点，他彻底收回了旗主王爷的一切权力，使得旗主亲王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大幅下降。
尽管旗主亲王的权力在乾隆朝之后仅存虚名，但他们作为“开国元勋”家族的身份依然是备受尊崇。礼亲王、郑亲王等家族，在朝班排序、礼仪待遇上仍然稳居亲王之首。
在清朝的亲王序列中，有这样一位亲王，他的崛起之路充满了戏剧性，他就是庄亲王硕塞。
硕塞是皇太极的庶子，在清朝入关时，年仅15岁的他还只是一个无名无爵的皇子。按照清初“嫡庶定尊卑”的规矩，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在皇族中的地位并不高。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顺治皇帝亲政后，硕塞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
顺治清算了摄政王多尔衮集团后，朝中可用的亲信寥寥无几。皇太极的众多儿子中，长子豪格被多尔衮迫害致死，其余兄弟或早夭或年幼，硕塞成为顺治唯一成年的兄长。顺治一道诏书，就将23岁的硕塞破格封为和硕承泽亲王（后改庄亲王），并赐予他镶红旗的部分佐领，还让他跻身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系列的任命，让硕塞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清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然而，硕塞的亲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虽然被封为亲王，但却不是旗主王爷，手中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战功方面，与其他铁帽子王相比，硕塞也略显逊色。他虽然随多铎打过潼关之战、戍守过大同，但始终担任副手。史书记载的“斩李自成部将”之功，实际上是多铎指挥全局；镇压姜瓖叛乱时，主帅是阿济格，硕塞只是协防。
但在乾隆朝，这些“从征之功”却被刻意放大。乾隆在《钦定八旗世袭谱档》中写道：“庄亲王硕塞，随豫亲王平定江南、陕西，功在社稷。”这种对硕塞战功的强调，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为了强化皇太极一脉的地位，决定将硕塞列入铁帽子王，世袭罔替。这一决定看似突然，实则是乾隆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皇太极的兄弟家族已经有足够多的旗主和铁帽子王，而皇太极一脉只有豪格一人。为了保持皇太极一脉的正统性，乾隆需要在皇太极一脉中再增加一个铁帽子王。
因此硕塞虽然战功不突出，但他作为皇太极的儿子，有着得天独厚的血缘优势。再加上雍正早已将自己的十六弟允禄过继给硕塞一脉，乾隆就顺水推舟，将硕塞列入铁帽子王，实际上也是在给自家血脉镀金。
与旗主亲王相比，硕塞的权力和地位明显较低。他未掌握固定旗务，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也远不及旗主亲王。在经济待遇上，硕塞的庄园田亩虽不及礼亲王家族十分之一，但高于普通亲王。这种经济待遇上的差异，也反映了他在清朝皇族中的特殊地位。
硕塞的后代在继承爵位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雍正时期，硕塞的长子庄亲王博果铎病逝且没有子嗣，雍正将十六弟允禄过继给这一脉，使得硕塞的爵位不再由自己真正的后代继承，而是由康熙一脉的允禄及其后代继承，这一事件史称“吃绝户”。
庄亲王爵位也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功封铁帽子非旗主亲王爵位，虽然庄亲王家族并非旗主家族，但在镶红旗中也算是半个小旗主，地位待遇远高于普通亲王。
睿亲王多尔衮在清朝历史上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的弟弟，清军入关后，他成为了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多尔衮一生战功赫赫，他在皇太极死后，拥立顺治皇帝福临即位，自己则以皇叔摄政王身份辅佐幼帝。在他的领导下，清军顺利入关，定都北京，为清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他先后被封摄政王、皇叔摄政王、皇父摄政王，其权力和地位在当时达到了顶峰。
然而，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病逝于狩猎途中，仅仅两个月后，顺治便展开了对他的疯狂清算。顺治帝以“谋篡大位、独断专行、谋害豪格及子嗣、强纳豪格福晋”等罪名，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并黜宗室，籍财产入官”，甚至还毁了多尔衮墓。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多尔衮的家族陷入了困境，睿亲王的爵位也被剥夺。
直到一百多年后，乾隆才为多尔衮平反。乾隆认为多尔衮“定国开基，成统一之业，厥功最著”，下令恢复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并令其爵世袭罔替。这一举措，使得睿亲王的爵位得以恢复，但此时的睿亲王与多尔衮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乾隆虽然恢复了睿亲王家族的世袭罔替，但却未归还其家族正白旗旗主之位。这一决定，使得睿亲王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大减。
此后的睿亲王，虽然位列“铁帽子王”，但由于不是旗主，他们在政治决策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小。他们不再像多尔衮时期那样，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睿亲王家族在朝班排序中，还能勉强维持第二梯队的地位。他们凭借着“左翼之首”的朝班排序，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家族的尊严和地位。
但这种地位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在实际的政治权力分配中，睿亲王家族已经无法与旗主亲王相提并论。在经济待遇上，睿亲王家族虽然依然享有较高的待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经济实力也逐渐衰落。
到了晚清时期许多睿亲王家族的后裔，不得不依靠变卖祖产来维持生计，曾经辉煌一时的睿亲王家族，逐渐走向了衰落。
在清朝的亲王体系中，有这样一类亲王，他们既没有开国的赫赫战功，也未曾担任过旗主，但却凭借着皇帝的特殊恩宠，获得了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待遇，他们被称为恩封铁帽子亲王。
这一群体主要包括怡亲王胤祥（雍正朝）、恭亲王奕訢（咸丰朝）、醇亲王奕譞（同治朝）和庆亲王奕劻（光绪朝）。他们的封王之路，与清朝前期依靠战功获封的铁帽子王有着显著的不同。
以怡亲王胤祥为例，他是康熙的第十三子。在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中，他坚定地站在了四阿哥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一边，成为雍正最为信任和喜爱的兄弟。
雍正即位后，对胤祥恩宠有加，不仅封他为怡亲王，还让他总理户部三库事务，参与军国大事决策，更是被后世称为“常务副皇帝”。胤祥也不负雍正的信任，在任期间，他兢兢业业，为雍正朝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按照清朝“以军功封铁帽子王”的祖制，胤祥并无显赫战功，他的怡亲王爵位原本并不符合“功封”的条件。是在他死后，雍正对他太过于喜爱，硬是将他的怡亲王爵位列入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序列。
从经济待遇上来看，恩封铁帽子亲王与开国铁帽子亲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据史料记载，怡亲王胤祥的庄园田亩大约只有30万亩，而礼亲王代善家族作为开国铁帽子王，其庄园田亩多达300万亩。
这种巨大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土地数量上，还反映在每年的租银收入上。礼亲王家族每年的租银收入可达10万两，而怡亲王家族只有1万两，相差整整十倍。这种经济待遇上的差异，也从侧面反映了恩封铁帽子亲王整体待遇都不如开国铁帽子王。
恩封铁帽子亲王的权力，往往与皇帝的个人宠信密切相关。他们大多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才华，赢得了皇帝的青睐，从而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像恭亲王奕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自幼聪明伶俐，深得道光的喜爱。在咸丰年间，奕訢就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尤其是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他临危受命，成功签订了《北京条约》，为清朝赢得了暂时的和平。
咸丰死后，奕訢又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击败了顾命八大臣，掌握了朝政大权。在他掌权期间，积极倡导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他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然而，这种基于个人能力和皇帝宠信的权力，往往缺乏稳定性。一旦皇帝的态度发生变化，或者新的政治势力崛起，恩封铁帽子亲王的权力就会迅速衰落。
同治朝以后，随着慈禧太后权力的不断膨胀，醇亲王奕譞和庆亲王奕劻虽然也获得了铁帽子王的封号，但他们更多地成为了慈禧太后制衡权臣的工具。
奕譞因为是光绪帝的生父，身份敏感，行事极为谨慎，虽掌管军机处，但在政治决策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小。
而奕劻则以贪腐闻名，他的权力更多地是建立在对慈禧太后的谄媚迎合之上，在国家事务中的实际影响力十分有限。
与清初那些能够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左右朝政的旗主亲王相比，恩封铁帽子亲王在政治上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及。
在清朝的亲王体系中，理论上所有亲王均 “和硕亲王”，然而，在实际的封爵过程中，“和硕”这一头衔却有着微妙的差别。对于那些非皇子或远支宗室来说，在获封亲王初期，常常没有“和硕”头衔，这一现象在清朝历史上并不罕见。
顺治六年（1649年），硕塞刚刚晋封为亲王时，最初并没有“和硕”的封号 ，直到两年后的顺治八年（1651年），才补授“和硕承泽亲王”的完整称号。这一过程反映出，“和硕”二字并非轻易可得，它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和皇帝的进一步认可。
在清朝晚期，奕劻的封王之路同样体现了“和硕”头衔的特殊性。奕劻凭借对慈禧太后的支持，在光绪十年（1884年）被封为庆郡王。此后，他一路高升，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晋封为庆亲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才获封“和硕庆亲王”并享受世袭罔替待遇。
奕劻的例子表明，“和硕”头衔不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更是皇帝对亲贵信任和恩宠的体现。只有那些在政治上表现出色，深得皇帝信任的亲贵，才有机会获得这一完整的亲王称号。
在清朝的政治体系中，“和硕”二字实际上成为了皇帝亲贵的身份标识，它代表着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特权。拥有“和硕”头衔的亲王，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和待遇往往更高一些，他们在政治决策和礼仪待遇等方面都享有特殊的地位。
清朝的爵位承袭制度中，非铁帽子亲王实行“世袭递降”的规矩，这一制度对普通和硕亲王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这一制度，亲王之子在继承爵位时要降为郡王，而郡王之子再降为贝勒，以此类推。经过数代传承后，原本尊贵的亲王家族便逐渐沦为镇国公这类公爵，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据统计清朝历史上共有36位亲王，其中仅有12位铁帽子王能够凭借世袭罔替的特权，维持家族的王爵地位。而其余的24位普通亲王，都无法逃脱世袭递降的命运，经过几代传承后，大多沦为了普通宗室。
以康熙第二十四子允祕一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允祕在雍正时期被封为和硕諴亲王，他去世后，其子弘旸承袭諴郡王爵位，弘旸病逝后，其长子永珠承袭贝勒爵位，再降一等。到了光绪期，允祕一脉已经降为镇国公，曾经的亲王家族也逐渐走向了衰落。
这种世袭递降的制度，不仅导致了普通亲王家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下降，还对他们的经济待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随着爵位的降低，亲王家族所能享有的俸禄、田产等经济资源也随之减少。
据记载，和硕亲王每年俸银一万两，禄米一万斛，而郡王每年的俸银只有五千两，禄米五千斛，两者相差一半，以此减半类推。这种经济待遇上的递减，使得普通亲王家族在生活水平上逐渐下降，不得不依靠减少开支、变卖祖产等方式来维持生计。
世袭递降制度在清朝的政治体系中形成了一道鲜明的等级鸿沟，将铁帽子王与普通亲王区分开来。铁帽子王凭借世袭罔替的特权，家族财富和地位得以长久维持，而普通亲王则在世代传承中逐渐衰落，成为了清朝皇族中的普通一员。
从开国的旗主亲王到普通和硕亲王，其背后是一部清晰的权力演变史。清朝初期，旗主亲王凭借军功获得了极大的权力，他们不仅是军事统帅，更是政治决策的核心参与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权逐渐加强，对亲王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分化。
这种等级划分的背后，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皇权稳定而精心设计的政治制度。通过将亲王分为不同等级，给予不同的权力和待遇，清朝统治者成功地避免了宗室权力过大对皇权的威胁，同时也利用亲王的力量来维护统治秩序。
与明朝的藩王制度相比，清朝的亲王制度更加灵活和有效。明朝的藩王虽然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但却缺乏实际的政治权力，而且明朝爵位一脉相承，会耗费掉很多国家财政支出。清朝的亲王则被限制在京城，无法兼并太多的土地，同时又受到世袭递降的规则约束，能节约不少国家财政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