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最曲折离奇的案件，足足困扰毛主席18年，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一、丢失的黄金

1931年，中共中央临时政府在上海重新组建，由于蒋介石对革命的大规模镇压，我党的生存环境异常艰难。

没有资金，革命事业就无法推进，就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加上30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临时政府要继续开展活动，更加艰难。

面对如此困境，临时中央政府面临两个选择：向苏区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进行拨款；向共产国际求助。

但是这两个选择，即使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也如临大敌，共产国际如果同意了拨款，在国民党的阻拦下，想要带回国内也极其困难，只能通过地下交通员从境外带回。

而如果向苏维埃政府求助，当时苏维埃政府也面临很大的经济危机。

经过权衡之后，决定还是向苏维埃政府求助。苏区筹集了120两黄金（大约现在的500万元人民币），林伯渠接手了这项任务。

这批黄金主要来源于打土豪劣绅得来的零碎金饰，为了方便携带和运输，他们特地找工匠将这些碎金子融成了十两一根的金条，共计12根，并装进了特制的盒子进行封口。

然后就要将这批黄金送到上海的临时中央。

这无疑是个难题，即使是现在，面临强大的对手，估计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何况当时国民党对上海进行严密封锁，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

当时林伯渠苦想了三天三夜，想到了一个巧妙的运输路线：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是一条比较复杂的运输路线，也是相对来说最安全的路线。

路线规划好了，下一步就是如何运输了，从瑞金运到上海，需要多位交通员的合作，每位交通员都有自己的运输任务，并做好接头工作。

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所以接头全凭暗号。如果运输中有任何问题，各个交通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保万无一失，林伯渠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方案。

苏区为执行任务的七位交通员准备的三件工具：一把钥匙、一把锁、还有一份验收凭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验收凭证，是一枚刻有“快”字的棋子，这枚棋子被分成了七块，分别交给了7个交通员。

1号交通员从瑞金出发，到达南平见到2号交通员，然后用自己的锁打开箱子后，由2号交通员重新上锁。2号将自己的验收凭证“快”字的一部分交给1号，1号的运输任务完成。以此类推，直到收到7号交通员的验收凭证，任务完成。

1931年11月6日开始运送，按照计划，黄金将于一个月后进行交付。但一直到12月22日，临时政府仍然没有收到拨款。

当时中央临时政府急需这笔资金度过难关，多次催促下，这笔钱仍旧下落不明，而在苏区政治保卫局据扎根邓发也只收到了6枚凭证，还差一枚，说明金条没有成功运送到上海。

这120两黄金无论是放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笔巨款。出现如此大的失误，应该彻查。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从中央苏区派人去上海调查黄金丢失案件，不仅调查困难，中央苏区的同志也会有危险。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上海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但当时的情报人员也是自顾不暇，所以黄金丢失案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这120两黄金的丢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9名战士在上海被捕，由于没有资金营救，被敌人杀害；3名机关干部因没钱治病而身亡；4名烈士家属流浪街头生死未卜；原计划配合1.28淞沪抗战的日资产业罢工。

而后来，因为战争，这个案件也一直搁置下来，但面对如此大的损失，苏区领导仍耿耿于怀。

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之前发生的大案进行彻查，其中就包括这桩黄金丢失案。

二、失踪的七号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在这18年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涉案人员是否还在人世？案件从哪开始查起？这在当时重启案件来说都是难点。

毛主席找来了罗瑞卿，让他全权负责，当年的地下交通员，每一位都要进行盘问，审查。

调查中，最重要的线索，必然是负责运送黄金的那七个交通员。当时7号交通员遭遇了什么？他是被人谋害还是组织信错了人？

为了侦破这些历史案件，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历史办案机构——悬案侦查办公室（简称悬办），下设6个侦查组。

黄金遗失案由第三组负责，该组的成员包括：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和邬泓。

蒋文增接过卷宗，只有两页纸，简单叙述了下案件的始末，这该从何查起？并且这两页纸上盖满了中央各大部门的印章，足以见得中央对这个案件的重视。

四人读完了卷宗，立刻前往北京拜访林伯渠，林伯渠说出了两条重要线索：

第一、七名交通员的具体安排只有苏区政治局保卫局局长邓发知晓；

第二、瑞金至南平的1号交通员曾经是高自立的警卫员，姓秦。

对于第一条线索，已经无从查起，因为邓发在1946年的黑茶山空难中已经牺牲。所以只能从第二条线索开始查。

高自立，原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并兼任财经委员会书记。

蒋文增等人立马前往沈阳，此时高自立病的十分严重，在了解到他们的来意后，便告知了他们关于秦姓警卫员的去处——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服役。

蒋文增等人又从沈阳赶到了广西南宁，此时的秦姓警卫员已经成为第三十兵团的师长。当他们说明来意的时候，他说对1931年的事情记忆犹新，不过当蒋文增诸人来到的时候，他才知道，当年的运送任务是120两黄金。

当年秦师长的对外身份是盛福饭店的员工，饭店老板是他的上线。

当时共产党建立了很多的旅馆，小店，这些地方既能赚钱，又方便传递消息。

饭店老板接到任务后，决定让秦师长前往，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就对外宣称他要回家养伤。

秦师长拖着箱子，六天后才到达南平，根据上级的指示，他要和关帝庙的一名庙祝接头，有暗号，但是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身份。

最终，秦师长和交通员2号接头成功，庙祝交给他一块小棋子，返回瑞金后，他的任务便完成了。但是时间过去太久了，秦师长已经忘记了那个庙祝的样子，只隐约记得30岁的样子。

线索到了秦师长这里又断了。那二号交通员究竟是谁呢？

毫无头绪的时候，在当年的档案中又有了重大发现，前六名交通员的基本信息都保存完好，唯独缺少最后一名。这让毫无头绪的蒋文增喜不自胜。他们迅速锁定了6号交通员的位置，因为他是当年唯一见过7号交通员的人。

6号交通员名叫刘志纯，是一名篾匠。众人对此十分困惑，1号交通员当了师长，6号交通员却是篾匠，命运怎会如此不同？

通过交谈得知，那次任务是他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受到重用，他的上级在他刚完成任务之后就牺牲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交通员和上线都是单线联系，刘志纯成了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了。

言归正传，刘志纯说，当时他和7号接头是在松江的汉源栈房，7号穿着黑色的衣服和鞋子。他刚到汉源栈房不久，就遇到了这个打听杭州来人的人。刘志纯猜到，这肯定是和自己接头的人，于是接上了话茬，对上了暗号。

7号的钥匙打开了刘志纯的锁，刘志纯则将箱子交给他，7号也将自己手中的小棋子交给了刘志纯。刘志纯发现7号的包里有一张居住凭条，事情结束后，刘志纯便返回杭州。回到杭州的第五天，一个地下党员接过了刘志纯手中的棋子，任务完成。

杭州解放后，刘志纯找到军管会，汇报了当年的情况，蒋文增等人才如此顺利找到他的信息。从刘志纯这里，蒋文增一行人获得了七号的关键信息，他们接头的地点是在汉源栈房，黑色衣服，黑色鞋子，还有包里的居住凭条。

在那个年代，松江的客栈并不多，一一排查的话，汉源栈房很容易就被查出来，经过了解得知，当时的松江只有五家客栈，但是在汉源客栈却没有查到关于7号的任何信息。

既然7号的居住凭条不是在汉源客栈，那是哪个客栈开具的？

三、 转机？

案件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蒋文增等人返回了上海，试图再次从案件的档案中查到一些端倪，或者在调查过程中遗漏了哪些关键信息。

就在这时，成员胥德深提出，晚一天再走，因为在这正好有个多年没见的山东老乡，现在在司令部当参谋，应该去大哥招呼再走。

反正案件也没有任何线索，晚一天走也没关系，就留了下来。

没想到却得到了关键线索。

这位松江军分区的参谋叫杜复明，胥德深和杜复明见到之后都特别开心，准备了酒菜款待他们。席间，蒋文增对这些饭菜赞不绝口，于是将厨师叫出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在席间闲聊的时候，杜参谋问道蒋文增一行人的目的，蒋文增便将部分案件告诉了杜参谋，并说目前案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线索已经断了，不知道再从何查起。

当厨师听到他们在查旅馆的时候，说松江不仅仅只有这几家，还有一家叫富春楼。

当年国民党经常在富春楼吃饭喝酒，厨师多次去富春楼做菜。那个地方有一个专门的军官招待所，有50个床位。比一般的客栈床位要多，虽然也对外营业，但是需要营级干部的担保才能入住，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听到这个线索，蒋文增等人瞬间没有了喝酒的兴趣，急忙赶到富春楼。

在这里查到7号交通员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只供军人入住，所以只需要排查出非军人入住者就很容易排查到。

结果显示，在1931年12月1日到5日期间，只有三名非军人入住了这个旅店。其中两个人是夫妻，必不可能是7号，那只能是另一个。

另一个叫梁壁纯，是上海一家药店的药工师傅，能够住进这个招待所，是因为药店老板的侄子是营长，在他的担保下，他住进了富春楼。

梁壁纯1号入住，4号清晨离开，6号接头的话，时间正好吻合。

有了这些合理的推测，下一步仅需验证一下。蒋文增一行人来到了上海的那个药铺，找到药铺老板，就能确定梁壁纯是否就是7号。然而，药店老板在1941年就去世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向附近的老人打听消息，从而获得了梁壁纯的消息。

梁壁纯，江苏嘉定人，为人正直勤快，在药店当伙计的时候，干活麻利利索，所以很受药店老板的喜欢，甚至药品采购的活，老板也交给他干。但是1931年的12月，梁壁纯突然离开了药店，再也没有回来过。

有人说，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蒋增文开始展开调查，找到了当年梁壁纯在药店里的徒弟，他手里保存这一张和师父的合影。带着这张照片开始破案，蒋增文再次来到了杭州，找到了6号刘志纯。

刘志纯十分肯定地说，这就是7号交通员。

从上海到北京，沈阳等地，蒋增文等人几经辗转终于有了头绪。

最后专案组成员开始对线索进行了分析。

1931年12月1日，梁壁纯以采购药物为名，离开了上海，前往松江。3日他和刘志纯接头成功并拿到了黄金，4日他却从松江的招待所退房，从此消失在大众视线里。

为什么他拿到黄金就失踪了呢，中途出现了什么变故？

很明显梁壁纯的失踪和黄金息息相关。到底是因为什么，还需要继续追查，接下来就是要找到梁壁纯，才能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梁壁纯是否还在人世，尚未得知。

四、7号交通员

案件终于有了线索，等找到梁壁纯，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那梁壁纯到底在哪呢，是不是他知道了箱子里全是黄金而占为己有了，这些都需要专案组的人员开始一步步求证。

他们也开始怀疑梁壁纯的人品，尤其身处乱世，一切都说的通了。等风声过了，自己换个身份，换个职业继续生活。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7号交通员的线索，也知道了他的模样，只要有人生活的痕迹，就有可能找到他。

蒋文增等人决定从梁壁纯老家开始查起，他们逐一拜访了梁壁纯老家的各个药店，找到了“积福堂”的老板陆积福，他是梁壁纯的师父。

陆积福告知了专案组一些信息：他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以前住在南定门，后来搬去了上海。

虽然他们搬走了，但是梁壁纯的老丈母娘家还在黄渡镇。

于是蒋文增等人去了黄渡镇，经过走访得知，梁壁纯在1942年左右将妻子和女儿接到了上海浦东洋泾镇。

专案组的人又前往上海，找到了梁壁纯的新住址，梁壁纯的确改名换姓了，此时的他叫申继谷，是一名钟表匠。

经过多方努力，大半个中国的走访，蒋文增等人终于找到了这个掌握关键线索的7号交通员。

他改名换姓，改变了行业，换了身份，那这个交通员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和他们的猜测相符吗？

专案组的人直接传唤他去了上海市公安局。

警察来传唤的时候，梁壁纯没有感到慌张，相反，他好像等了很久，终于盼到这一刻到来。审讯之前他回家拿了一份文件，那是1931年12月5日上海曹家渡旅社给他开的证明信。这桩18年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根据梁壁纯的自述，因为他性格正直，被我党人士发展成为了共产党员，一直在祥德源药铺潜伏，直到接到这个任务。这个任务上级下达了一条死命令：货在人在，货丢人亡。可见是要命令他运送一个很重要的货物。

梁壁纯于是以采购为理由，到了松江，和6号接头完毕后，便立即启程返回上海，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扣押，他走的水路。12月4号，买了船票，一路上还算顺利。

但是当时吴淞江一带有很多住户，因为时局不稳，生活困难，他们常常白天干农活，晚上做一些偷盗抢劫的勾当。

当梁壁纯踏上上海地界的时候，危险悄悄来临。下船后他搭了一辆黄包车，打算把箱子送到指定地点，当黄包车穿过曹家渡的桥的时候，突然来了几个小混混帮忙推车。

因为当时的很多小混混和流浪汉，都会帮忙推车，以此来赚点辛苦钱。所以梁壁纯对此也没有在意，以为他们单纯也是为了赚钱。

他紧张了一整天，心想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任务也终于完成了。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些小混混突然用迷药浸泡过的毛巾捂住了他的口鼻，梁壁纯昏睡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睡在曹家渡的旅社里，问了问店小二，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清醒以后，他赶紧检查了自己的随身物品，那个重要的箱子丢了。

“箱在人在，箱无人亡”，这么重要的箱子丢了怎么办，任务没有完成，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惩罚？

梁壁纯想到这里，腿开始发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日日活在恐惧和惊慌中，这箱子根本无从找寻。更何况还是在上海，鱼龙混杂，不可能报警，如果国民党知道有这个箱子，那不仅寻不回来，自己也会暴露。

怎样都逃不过一死，所以面对如此困境，梁壁纯只能选择跑路。

他冷静下来后，赶紧叫来店小二说自己丢了一箱很重要的东西，并叫来旅馆的老板。老板得知他丢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也没办法找到那几个小混混。

于是他让老板召集来了所有目击者，写了一份详细的证明书，记录下自己被迷晕，被送到旅社的经过，并让目击证人按下了手印。

这张证明书就是将来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监守自盗。而现在他决定要消失一段时间，等到组织找到他的时候，就把证明书交出来，自己才有可能逃过此劫。

安排妥当后，他先躲到了洋泾镇的一座破庙里隐居了两年，后来开始改名为申继谷，做起了修钟表的营生。

1942年，九年过去了，梁壁纯以为风声已经过去，自己九年没有回家，不知道自己的妻女怎么样，于是就将妻子和女儿接到了洋泾镇，这才为专案组找到他留下了蛛丝马迹。

经过梁壁纯的叙述，专案组的人找到了曹家渡的旅社，老板详细描述了当年的事情。证明梁壁纯没有说谎。

这18年来，梁壁纯过得提心吊胆的生活，他保留着证据，等着组织调查，他才有机会说出当年的真相。

五、真相大白

在与曹家渡老板和员工交谈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知情者回忆当年那几个小混混将梁壁纯送到旅店的时候，他记住了黄包车的车牌，因为车牌号比较好记，所以印象深刻——300169.

当时的上海，黄包车也不是很多，只有有钱人才坐得起黄包车，这也是那几个小混混为什么盗窃梁壁纯的原因，以为他是有钱人。

通过这个车牌号查到了1930年编号为169号的车，蒋增文随着线索找到了黄包车的主人曹胜林。

但是曹胜林坚决否认自己曾在1931年将车借给别人过，也表示自己不会为别人打工拉车，自己是车的主人，并且还雇佣了一名车夫。

于是蒋增文找到了那个车夫进行确认。

果然，曹胜林没有说假话。那个黄包车大概率就是当时的“套牌车”。

查到这里，线索又要断了，在大上海找三个小混混，就是大海捞针。十八年前的悬案，变成了一场随机抢劫案，这该怎么查呢。

18年过去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胜利了，上海可以说是经历了千变万化，怎么找到知情者，怎么展开调查，这起案件似乎又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一个旧巡警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既然这些小混混如此熟练地抢劫，他们可能不只抢过这一次，会不会他们在监狱服刑呢？

于是，专案组的人去了提篮桥监狱，对全体服刑人员说道：凡是知道1931年曹家渡黄金被劫案件详情的人，如果提供有效线索，可视为立功表现。

为了少关几年，犯人们纷纷提出了很多线索，但大都是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的线索。眼看着没有任何线索了，提篮桥监狱又传来了一条线索，使得黄金遗失案件终于迎来了曙光。

当时一个名叫曾丰的人因为与旧同僚有关联，被关在了提篮桥监狱，蒋文增和旧巡警交流的时候曾丰也在场。

回到监狱后，曾丰和犯人闲聊的时候，发现竟然有人知情。他和曾丰住在一个房间，名叫峰安宝。

冯安宝出生在商人家庭，有个表哥叫吉家贵，比他大了十岁。1931年，冯安宝才15岁，那时候表哥经常去他家玩，而机修厂一辆报废的黄包车成为了他们二人的玩具。

但是冯安宝的父亲看不惯吉家贵小混混的样子，就逼迫儿子安心读书，吉家贵也就很少再去冯家玩，只好靠那量黄包车赚点钱。

但是1931年的冬天，吉家贵突然将黄包车还了回来，还在租界开了一家店。

这让人感到很奇怪，一向不务正业的吉家贵怎么突然有钱开店了？

听到曾丰的表述，冯安宝感觉可能和此事有关联，当蒋文增问道车牌号的时候，冯安宝说书了300196.

和旅店目击证人说的车牌号300169相似。蒋文增推测道，大概是目击者记错了，这么多年了，记不得很正常。

很快，上海公安局对吉家贵的杂货铺进行的查封，并逮捕了他。在搜查过程中，找到了那个当年放着黄金的箱子。

铁证如山，吉家贵也无从抵赖。

他招供了，自己和阿古，小克一起作案，当时他们只想赚点小钱花，没想到却天降横财。他们将120两黄金平分以后便断了联系。

后来他们得知，阿古在北京开了一家五金店，小克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1950年阿古被逮捕，对他的五金店搜查，只搜到了十几件用黄金打的首饰。小克在参加抗战前夕，将20两黄金交给父母保管，最后这些黄金也被没收。

1950年，吉家贵和阿古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于1959年病逝。

1931年的黄金遗失案，终于在18年后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