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一野有三名将领的军衔都授高了，他们分别是谁？

毛泽东曾指出，在革命进程中，领导者需要经历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首先要认识并承认不同派系的存在，继而妥善处理各方利益，最终目标是消除派系分歧，克服狭隘的宗派主义。这一论述实际上揭示了派系现象的客观存在性，正如俗话所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纠葛"。

1955年授衔时，评定标准并非单一，除了战功、资历和职务，还需要考虑派系因素。因此，某些干部的军衔可能看起来偏高，尤其是第一野战军的干部，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第一野战军源自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120师，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是我党的核心力量。然而，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其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其他同级部队。因此，在1955年，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适当的政策倾斜。

当时，三位将领的职级均获得了一次晋升。

杨秀山，一位在军队中担任副军级职务的中将。他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在军中享有盛誉。杨秀山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挑战和成就，他在多次重要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领导和决策能力在军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使他成为了军队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杨秀山的军事生涯不仅体现了他的个人才华，也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强大和成熟。

杨秀山于1914年在湖北沔阳出生，年仅15岁便投身革命事业。16岁时，他加入了由孙德清和周逸群指挥的鄂西红6军。在土地革命期间，他最高担任了副师级的职位。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杨秀山加入了八路军120师，最终晋升到副旅长级别。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继续在西北地区服役，职位提升至副军级。

新中国成立后，杨秀山被派往南京军事学院深造。完成学业后，他选择留校从事教学工作，并担任高级系2班的班主任职务。

1952年，军队进行了级别评定，杨秀山被评为副军级。根据当时的规则，这一级别在1955年授衔时，可以授予大校或少将军衔。鉴于杨秀山过去的功绩，组织决定推荐他授予少将军衔。

贺龙在审阅名单后，觉得所拟军衔偏低，便主动与评衔小组沟通，明确提出应授予杨秀山中将军衔。

贺龙元帅对此解释道，杨秀山在红军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多次负伤，直至新中国成立，他体内仍残留21块弹片，被评定为二等乙级伤残。考虑到他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理应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

评衔小组的成员认同贺老总的观点，但初步名单已经确定，人员数量基本固定。如果要将杨秀山晋升为中将，就必须从中将名单中撤下一人。

贺龙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调整西南军区提交的晋升名单，将原本拟定的金如柏和杨秀山两人的军衔对调。

杨秀山随后被任命为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同时晋升为正军级。在授衔仪式上，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贺炳炎，曾担任准兵团级上将的职务。他在军事领域有着显著的成就和贡献。作为一位高级将领，贺炳炎在多个重要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战略眼光。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挑战与荣誉，为国家的军事建设和国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贺炳炎的名字在军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事迹激励着后来的军人继续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奋斗。

贺炳炎是贺龙麾下的得力干将，1913年生于湖北松滋，年仅16岁便加入了贺龙指挥的红4军。

在贺炳炎的军事生涯中，他展现了非凡的勇气。1935年后坪战役期间，国民党第19师对红二军团的前线发起了猛烈进攻。正是贺炳炎带领警卫部队奋力抵抗，成功击退了敌军，确保了贺龙的安全。

在板栗园战役中，贺炳炎勇猛无畏，第一个冲进敌方阵营，为部队开辟了前进通道，因此获得了“孤胆英雄”的称号。

在瓦屋塘战役期间，他再次奋勇向前，但不幸被敌军击中右臂，导致骨骼严重受损。为了挽救生命，医生最终决定实施截肢手术。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红军医疗物资极度匮乏，连最基本的麻醉剂和止痛药物都无法提供。面对这种困境，贺炳炎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他毅然决定在没有使用任何麻醉或止痛措施的情况下，使用一把普通的伐木锯亲手截断了自己的右臂。这一壮举不仅体现了他在极端条件下的坚强意志，也反映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这种在极度痛苦和危险中表现出的勇敢行为，远远超出了我们普通人的想象，成为了红军历史上一个令人震撼的英勇事迹。

贺炳炎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作战勇猛，具备坚定的革命精神。然而，他的职务晋升并不算特别显著。在红军时期，他的最高职位是红5师师长；到了八路军阶段，他担任了358旅副旅长；而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最终升任第一军军长。尽管职位不算最高，但他的军事能力和贡献依然不可忽视。

1952年进行军衔评定时，贺炳炎被划入准兵团级，该级别共有64名军官。

1955年授衔时，陈沂、袁也烈、段苏权、解方四人获得少将军衔，同时还有54人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外，宋裕和、张致祥、周骏鸣、张凯、周文龙五人因故未参与授衔。值得一提的是，贺炳炎是唯一一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

贺炳炎最初被推荐为中将，这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照顾成分。1955年8月2日，彭德怀向毛主席提交了拟授军衔的名单，上将有56人。毛主席觉得这个数字偏大，提议再削减两人。

在评定军衔的过程中，徐立清作为正兵团级干部，主动提出降低自己的军衔，从上将改为中将。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也决定调整廖汉生的军衔。廖汉生当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原本被列入上将名单，但贺龙将其从名单中移除。

虽然人数达标了，但红二军团在这次上将选拔中却无人入选。红二军团作为红二方面军的根基，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理应有一名代表晋升上将。

由于廖汉生的提名已被否决，重新列入名单显得不够严肃，因此需要寻找其他合适人选。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贺炳炎接替这一职务，并将其军衔从中将提升为上将。这一调整使得贺炳炎成为唯一一位以准兵团级别获得上将军衔的将领。

许光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拥有正兵团级的军衔。他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参与了许多关键的军事行动和战略决策。许光达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中国的国防和军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职业生涯体现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以及在复杂军事环境中的卓越指挥能力。

许光达在红军时期曾担任过红8师的师长，但1932年5月后他前往苏联治疗伤病，因此错过了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重要经历。

在抗战期间，他主要驻守后方，先后出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和延安交通司令等职务。直到1942年，他才被调任为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同时兼任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由于长期在后方工作，他缺少机会在前线立下显赫战功。

在解放战争期间，许光达担任了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的司令员。到了1952年进行军衔评定时，他被评定为正兵团级。按照当时的军衔评定标准，正兵团级通常对应的是上将军衔。

许光达认为自己获得大将军衔有些过头，认为这对其他人不公平。他多次向中央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表示自己不仅比不上其他大将，就连一些资深的上将也自愧不如。他建议把这个机会让给王震。

王震虽然是红二方面军的一员，但在影响力上不及许光达。

红二方面军主要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构成。其中，红六军团早期在湘赣和湘鄂赣苏区协同中央红军作战。不过，从本质上看，红二军团才是红二方面军的核心力量，因为正是这支部队在湘鄂西苏区的开拓奠定了红二方面军的基础。

红二军团在夏曦主导的多次“肃反”运动中损失惨重，骨干力量几乎被彻底清除。在情况最严峻的阶段，整个湘鄂西苏区仅剩贺龙、夏曦、关向应和卢冬生四名党员。而许光达因前往苏联接受治疗，意外避开了这场灾难性的清洗。

1955年时，关向应和卢冬生均已去世，作为湘鄂西苏区创立时期的老党员，许光达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军衔体系主要借鉴了苏联模式。按照苏联的编制，装甲兵司令属于一级集团军级别，这一级别在我国相当于大将军衔。考虑到未来两国军事交流的便利性，作为新中国首任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这一安排既体现了中苏两国的军事对等原则，也为双方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

人民军队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在进行职务评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平衡因素。通过合理协调，将全体官兵紧密团结起来，确保绝大多数人都能认可和接受，这才是军衔授予的根本意义所在。

尽管他们在战争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庇护，但这三位将领凭借自身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完全配得上他们所获得的嘉奖和军衔。他们的功绩与荣誉是实至名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