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终结”与最后之人

　　迅猛发展、高度迭代的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冲击和重塑着人类文明。在今天做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意味着既不应该对变化视而不见，自欺欺人地闭上双眼，也无必要僵化地固守传统人文的疆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知识范式，但也不能走到另一极端，即盲目信任人工智能，改弦更张，追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而是要努力背向本雅明所谓“进步的风暴”，创造一种辩证法的“致命的一跃”，让人文的潜能重新焕发。

　　人文”与“人”的双重危机

　　很明显，本文标题有意套用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本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年，站在一个世界历史的关口，福山纵论20世纪道德伦理、意识形态与文明模式的演变更替，提出大历史将终结于全球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而这一社会形态将使人类成为尼采所描述的“尽情拥抱一切快乐”的“最后之人（末人）”。33年过去了，作为一种预言的“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被事实打破，甚至连福山自己后来也表示一系列科技和社会实践保留了“历史重新开启”的可能。但在标签式的简化之外，福山依托黑格尔和科耶夫而强调的历史哲学——历史运动的动力来源于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和斗争——得到学界持续而严肃的关注和辩论，并且每每与现实共振，激荡起汹涌波涛。

　　之所以套用福山的标题，是因为当下似乎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迅猛发展、高度迭代的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冲击和重塑着人类文明，这种冲击和重塑是迄今为止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过往的人文形态、人文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会面临最大的挑战，甚至部分地走向“终结”。把“充实而有光辉”（《孟子·尽心下》）的主体性与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识，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要被颠覆，将有越来越多通过各种技术介入、混合各种异质和异源成分的“后人类”（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或是具备具身认知和自主决定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他们可能才是名副其实的地球上的“最后之人”。具体到与人文学科相关的领域，原本属于人类特有的阅读和表达的能力正在被机器所学习和掌握，“作者已死”，无限的各种类型、文体、风格的文本正不断生成，让人应接不暇，更真伪难辨；传统人文学科中资料累积与整理，知识保存与传播的功能，在机器高效娴熟的计算和处理面前，显得望尘莫及；数字人文工具对长时段、超规模文本的统计、数据挖掘、分析与“可视化”的生成，让“远读”代替“细读”成为新的文本阅读和研究方式。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人工智能对人文学科的深刻冲击。一个传统人文主义者自然会深刻感受到“人文”与“人”的双重危机。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激活人文的创造性才尤其显现出必要与可能。在今天做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意味着既不应该对变化视而不见，自欺欺人地闭上双眼，也无必要僵化地固守传统人文的疆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知识范式，但也不会走到另一极端即盲目信任人工智能，改弦更张，追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而是要努力背向本雅明所谓“进步的风暴”，创造一种辩证法的“致命的一跃”，让人文的潜能重新焕发。著有“人类简史系列”的尤瓦尔·赫拉利在最近的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的繁荣密码，不在算法中，而在人类手中”；人类选择“信任与协作”，才能避免沦为附庸，转而练就驾驭人工智能的本领。信任与协作正是人类过往历史中寻求“承认”的故事的一部分，而讲故事不正是文学/人文传统最重要的构成成分吗？这样看来，比在危机面前溃败更重要的是对“危中之机”的反思与叩问。

　　在人文领域，大概很少有比文学更为诉诸个性、情感与想象力，离理性与科学更远的学科了。文学创作与对自我和世界的个性化理解，与丰沛的个体人生经验和集体感觉结构息息相关，尤其依赖在叙事抒情、感发兴寄、意象生成、境界营造上的独特创造，依赖一种“情动”的能量。人们普遍的认识是，一般信息性的新闻或者程式化较强的公文写作，可能很快会由人工智能写作工具来代劳；依赖创造性想象力和高度修辞能力的文学性写作，短时间内还独属于人。然而，2024年华东师范大学王峰团队借助国内大模型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人工智能小说《天命使徒》，尽管仍处于“网络小说下游水平”，但确实开启了人工智能生成完整长篇小说之路。特别是DeepSeek横空出世后，文学创作的既定秩序和预设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前有“童话大王”郑渊洁感叹“AI写得比我好”，宣布封笔；后有以一己之力推动中国科幻热潮的刘慈欣承认“AI将重塑科幻创作生态，可能使大部分作家被取代，仅少数具有巅峰创造力的作家暂时难以替代”。显然，作家们已经认识到技术革命带来的深层改变不是自我安慰所能轻易打发。

　　创作如此，研究亦然。一方面，DeepSeek具有强大的信息搜索和整合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某一研究课题（特别是相对宏观和笼统的课题）的主要研究状况，并提炼出方向性的特征。它超越了传统搜索工具需要通过关键词的精准对应来检索和提取信息的方式，而能够在语义关联和内容联想的层面，扩展信息来源，进行初步整合和梳理，从而不仅能提供关于这一课题的整体方向、有用资料，还可以提示一些思考和探索角度。另一方面，它对于一些常见的古典或现代文学文体程式和规律的把握也较为出色，能够迅速概括内容要点，并从文学性的维度进行简单的赏析和解读。同时，也能够根据典型的文体特征或作家的文学风格进行仿写，比如让它模拟鲁迅《祝福》或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写一段相关话题，它会有意识调用作家创作中一些个性化的元素，使得仿写颇有几分相似，并且还能根据人的续进提示意见进行针对性的修改。这表明人工智能已经越来越逼近文学创作的核心密码——文学性。

　　参与式观察·监控·辨别·判断

　　面对“狼来了”的冲击，我特别注意到两位人文学者的发言。陈平原教授认为，面对冲击，要系统反思“文学教育的宗旨、目标及方法，而后才是具体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以及课堂重塑”，“中材”要学会利用工具，但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忘记研习文学终究是“感动自己、愉悦自己、充实自己”：“所谓思接千古，驰想天外，与古今中外无数先贤感同身受，这里需要技术，更需要学养、心情与趣味。若仅限于本科阶段的文学课程，在我看来，趣味雅正比常识丰富要紧，个性表达比规范写作难能，而养成‘亲自读书’的好习惯，在未来的人/机竞争中，保持自我感动、独立思考与创新思维，更是重中之重。而这牵涉整个办学方针的调整，比如公共与个体的差异、学校与社会的互动、视野与能力的交叉、课堂与教材的协调、学生与教师的对话等。” （陈平原《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即回到“为己之学”，回到作为人类存在经验的阅读和写作的起源与需要，超越知识中心与技术至上，重新出发。而胡晓明教授想象了曾给世界带来那么多迷魅的文学教育遭到人工智能祛魅的场景，他主张：“原有知识权威崩塌是一定会发生的，不要人文中心主义。很多领域、诗人以及若干美好事物的消失是一定会来到的，不要永恒主义。人与机器应成为共同体，不要虚无主义。人与机器，要先结婚，然后再相互悦纳，慢慢培养感情。”（胡晓明《老师们，你们还好吗？》）作为长久浸淫于古典诗学的学者持有如此开放包容的心态。两位学者再次提示我们，人文不是一个超然的姿态或样式，人文之生机恰恰在于探寻“守”与“变”的平衡。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也许的确可以让出一些赛道给人工智能。比如主要提供消遣娱乐价值的某些类型文学、程序化和应用化的公文，不妨交由人工智能生成；有些简单的文献校勘、典故注释、文字识别、外语翻译、语言模型建构等，人工智能或都可帮上忙。在人机合作中，人可以更多地边观察边发展新的赛道。从文学的角度，思考如何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创造“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顾炎武《日知录》）的突破性成果。

　　对于人文学者而言，除了参与式观察，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或许就是监控、辨别和判断，不断与人工智能界的科学家和从业者讨论交流。目前人工智能工具存在很多明显的局限，有些甚至是其“底层逻辑”所无法克服的。它提供的信息往往真假难辨，经常会伪造实际并不存在的虚假文本，甚至还提供出处（当然也是虚假的）。由于这种“深度伪造”在辨识上难度较高，会引发诸多风险和混乱，这就需要专家发挥专业能力进行审查和纠正。特别是在学位论文答辩、学术论文发表或专著出版，以及面向公众的人文普及的环节中，人文学者有责任甄别判断，激浊扬清。事实上，在训练人工智能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本身也有人工矫正选择的过程。人文学者越是踊跃参与到这种甄别矫正的工作中，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有正面意义。

　　同时，目前人工智能在回答文学方面问题时，答案往往是高度平滑和套路化的，或者一二三四面面俱到，或者采取形式化的正方反方二元思辨，非常类似教科书体。长期使用，一定会束缚使用者的思想，造成思维的固定化和浅薄化。人工智能还特别擅长用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体进行“锐评”，回答往往是调侃中夹杂夸张和反讽，对公共说理中严肃对话和讨论造成一种颠覆。犀利的锐评颇受年轻一代欢迎，有望成为新的流行文体，但若全面泛滥，对思辨和论证是弊大于利的。

　　既然如此，人文学者在自己的写作与教学中，就要有意识地与人工智能话语相区别，引导大众判断不同话语形式的场合和优劣，努力增强更为传统的、严肃和深刻的话语形式的竞争力。在涉及人文领域重要的价值性、伦理性问题时，人文学者尤其要积极与人工智能开发者对话，在科学伦理和学术规范上提供意见和建议。（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