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遗物有了永久归宿

宋以朗见过张爱玲。那是1961年，她到香港写作电影剧本，借住在他家。彼时出入宋家的人很多，她并不显得十分特别，而且除了偶尔加入晚餐，她也几乎不出房门。所以对他来说，短暂的相遇不过一面之缘，只记得她高高瘦瘦，深度近视却又不戴眼镜，看东西总要俯前。那时，他12岁，她41岁。

后来的三十年，宋以朗念书、工作，生活与文学全无关系，也与张爱玲再没交集。他定居纽约，她住在洛杉矶，一东一西，相隔三千公里，她独居、不见生人，他也独居、不希望被人打扰。直到有一天，母亲邝文美打来电话，说张爱玲走了，遗产都留给了宋家。那时，他46岁，她享年75岁。张爱玲和宋家的关系非常深厚，他们的友谊始于20世纪50年代，宋淇夫妇见证了张爱玲的后半生，邝文美也是张爱玲后半生最好的朋友。再后来，宋以朗的人生完全被张爱玲填满了。父母相继故去，他继承了她留下的那些东西。这是一份沉重的“礼物”，她名声太盛，连丢掉的垃圾都有人翻捡，遑论遗物，一枝一节、一举一动都引人瞩目。何况许多书信、手稿，散碎繁芜，藏着的却都是隐入尘烟的往事与悬而未决的心思，怠慢不得。起初他有些张皇，但避无可避，只好勉力打理，埋首其中，也时时抬头面对纷争。就这样，又过去了三十年。如今，他76岁，已活过了她离开时的年纪。

作家张爱玲留影。图/视觉中国遗产好些年前，宋以朗就动了念头，要给张爱玲的遗物找到一个永久的归宿。1995年，当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给宋淇、邝文美夫妇寄来遗物时，总共有十四只盒子。晚年的张爱玲为虱子所扰，总疑神自己处在如影随形的啮咬之中，少时的妙笔“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仿佛变作一句谶语，幻化为老境的梦魇。为此，她频繁搬家，扔掉了大量家当，还遗失了一些重要的证件和手稿。这十四只盒子，是仅剩的所有。等到遗物寄来，经过整理，选了部分交给台北皇冠出版社保管——张爱玲的后半生，这家出版社是她在中文世界最紧密的合作者。后来，学者张错在南加州大学建立“张爱玲文物特藏中心”，邝文美又送去了两箱遗稿。及至宋以朗接手，家里还保存着十四只盒子里的三只。即使就这三只盒子，所藏依然丰富。除了信件、书稿、照片，也有假发、眼镜、化妆品、手提包等日常用品，甚至包括一张移民绿卡和弃世时身下的几张毯子。此外，张爱玲还留下了一笔存款。相对而言，钱的事是最好办的。在遗嘱的附信里，张爱玲说过要“请高手译”她的作品，所以宋以朗后来找人翻译《雷峰塔》《易经》《少帅》，稿酬都是从这里出。一些研讨会、纪念活动，也以版税的入息支付。他另捐设了香港大学张爱玲纪念奖学金、张爱玲五年研究计划，用的还是这笔钱。物品也不太难处理。照片只留了重复的，其他都运到了皇冠存放，大部分衣服、鞋子之类的也是，因为放在家里用处不大，反而拿去做展览更好。2005年皇冠出版《沉香》，卷首放了好几篇彩页，将这些东西的影像展现于公众面前。真正麻烦的是所有写了字的纸张。学者止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见过其中一些，非常零乱：“《小团圆》是一个非常完整、工整的手稿，但比方说《重访边城》就是一个底稿，上面有很多符号标记，再比方说《异乡记》直接写在一个本子上，也是没有经过整理的，而且不完整，第二个笔记本丢失了。另外有一些小纸片，都是她写的一些片段，特别多。”宋以朗花了很多年时间整理这些东西，从《重返边城》开始，到《小团圆》《异乡记》《易经》《雷峰塔》《少帅》《爱憎表》，一部部张爱玲生前没有发表的作品被陆续出版。他是统计学博士，擅长跟数字打交道，对文字纯粹是门外汉，一无所知地投身进去，就像是小时候从上海搬到香港，只能慢慢适应那些陌生的语言和表达。还有好几个黑色塑料袋，装的都是张爱玲的信件，有她写给姑姑姑丈的、写给弟弟的、炎樱的，更多的是写给宋淇夫妇的，加起来几百封。宋以朗也一封封地读、一封封地解，相互比对、通盘梳理，最后编校了一套六十多万字的书信集，拼图式地呈现出张爱玲最后四十年的生活、创作状态与隐微心路。竭力做这些，宋以朗的内心始终有一种紧迫感。父母与张爱玲友谊深厚，对她常有保护的考量，权衡多了，许多事也就一拖再拖。父亲故去得也早，张爱玲去世一年后便走了，根本没来得及打理。母亲倒是活到了2007年，却也只授意他出版了《同学少年都不贱》一个中篇而已。但他不能如此了，自己独身没有子嗣，姐姐虽有儿女却不识汉语，再只是放着遗稿原封不动，将来无人可传，唯有公开，方才可以广泛地留存下去。但内容是出版了，原件还得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他想过为张爱玲建一座文学馆，难度太大，最可行的选择是捐赠给现有的场馆。但这也不容易，他不想把张爱玲和父母的遗物分开，尤其是通信，放在一起才完整，他更不愿张爱玲成为众多之一，所以馆还不能太大。而且他年纪越来越大，这件事必须尽快。找来找去，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就在今年的2月12日，遗物正式入藏了香港都会大学的图书馆，分别以“张爱玲特藏”和“宋淇、宋邝文美特藏”的名目保存。预计8月份，一个专门为其设立的展馆将会开幕。学校还成立了相应的研究团队，采用数字化方法建立文献库和影像典藏，而实物也会在日后通过特设专属展览的形式陆续向公众开放。至此，遗产执行人的担子终于从宋以朗肩上卸下了。他很久都没有感觉过这么轻松了——“我现在是零压力。”他在捐赠仪式上说。

2月12日，香港都会大学举行仪式，接受张爱玲遗产管理人宋以朗（左二）及宋元琳（右二）捐赠的张爱玲的手稿，个人物品，与挚友宋淇、宋邝文美夫妇等人的书信等数千件珍品。图/中新

生者和死者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曾说，宋以朗“像灵媒一样”与张爱玲完成着 “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合作”，“改变我们对张爱玲的认识，而且间接地改变了我们对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方式的认识”。然而就是这一次次的“招魂”，却也总是让他陷入非议。《同学少年都不贱》有人质疑是伪作，《易经》和《雷峰塔》有人批评翻译不够“张味”，《异乡记》《爱憎表》《少帅》都是未完成的残稿，更有人破口骂作借张爱玲捞钱。声浪最大的是《小团圆》。在这部文学生涯最后的长篇小说里，张爱玲风格异变，结构散碎、语言简素，不复往日的精巧与华丽。在许多珍视张爱玲的读者看来，这近似于一种摧毁，就连学者刘绍铭都不禁轸叹：“如果不是旗帜鲜明地打着张爱玲的招牌，以小说看，这本屡见败笔的书，实难终卷。”又由于其自传的性质和直白的叙述，还加重了这种破坏力，几乎颠覆了一代传奇的孤傲形象——当初，这正是宋淇不赞成该作发表的原因之一。张爱玲自己也犹豫过，在1992年寄给宋淇夫妇的遗嘱附信里，她提到了“《小团圆》小说要销毁”，只是“没细想，过天再说”。于是这成了宋以朗将之出版的又一“罪状”，诸如台湾大学教授张小虹便斥其为“情感道义上盗版”，表示“拒买、拒读、拒评”，作家林清玄也认为“当一个作家说了不要发表最好还是不要发了吧”。其实每一次，宋以朗都做过考证和分析，他会从大量资料里摘取相关的内容，逐步判断出张爱玲自己对作品的态度，包括作品本身的重要程度。《异乡记》《易经》《雷峰塔》也好，《小团圆》也罢，他都专门写了引言附于书前，既讲清遗稿的来龙去脉，也说明付梓的理由，《少帅》出版时，他还特意请人撰著了考释加评论，篇幅比原著都要长得多。对他而言，尊重张爱玲的意愿和维护其作品的完整与准确，永远是不可逾越的原则。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外界可能的看法，所以小心翼翼。但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终究只能任其自然。他曾说：“我出书，会有人骂我；我把稿子销毁，会有人骂我；不出版也不销毁，便会有人骂我什么也不做。既然怎样都会挨骂，我决定还是自己做主较好。”“这确实是一个麻烦事。”止庵理解宋以朗的尴尬和无奈，这是文学世界里一个恒久的两难，“当年卡夫卡要求身边的人销毁他的所有作品，但他的朋友麦克斯·布洛德没有这么干，我们今天看到的卡夫卡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这么发表出来的。纳博科夫也是，他最后有一部小说，完全是写在一些零碎的卡片上，他要求死了之后就销毁，隔了很多年以后，他儿子还是发表了。你说这是对还是不对？”在他看来，这不是一道具备绝对价值的判断题，“它牵涉到文学作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有的”，更何况是张爱玲这样一个生前就已誉满天下的作家。作为张爱玲的研究者之一，止庵觉得宋以朗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之前的遗稿出版，还是现在的遗物捐赠，能让人们看到更多属于张爱玲的东西，至少他是欢迎的。“首先，这些东西有一种真实感，也反映了张爱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而且它们的出现，把对张爱玲的评价整个都改变了。”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华东师大讲座教授许子东也有着相同的观点：“对张爱玲乃至文学史研究来讲，这些作品跟周边材料都是很有价值的。说起来，有几年我跟宋先生其实住的地方不远，但是我始终没到他家里去过，所以也没看过他藏的那些书稿、信件。现在他捐给了都会大学，将来公开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张爱玲照片、手稿等。图/中新

热闹事关张爱玲的种种，总会引来热闹。这热闹从前就有，更多的则是在她身后。她“成名趁早”，二十几岁即横空出世。一本《传奇》，风靡沪上，四天时间即告售罄，一本《流言》，出版再版也是好几次。可惜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后她便因为与胡兰成的关系而被迫消隐，几年之中拿出的作品不过几个电影剧本，几篇散文，几部短、中篇，唯一的长篇《十八春》用的还是笔名，刊的也是小报。1952年，她出走上海，在香港停留三年，又去了美国，随后转用英文创作，却除了起手一部，屡屡碰壁。她不愿迎合西方对一个中国作家的期待，自然也就难以进入异乡的文坛，而受挫的同时，她在中文世界里也因为远离而愈显暗淡。直到学者夏志清着手编撰《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夏志清眼中，她就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因此得到了42页篇幅的论述。英文版的著作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张爱玲的章节则先行译成中文，于1957年刊登在台北的《文学》杂志上。华语文坛终于想起了这位沉默已久的才女。继而依凭宋淇的介绍，皇冠从1965年起与她牵手，她也开始复归中文创作，旧文和新作陆续出版，再一次让她成了炙手可热的文学偶像。当然这只是局限在了中国港台地区和海外。许子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印象中有关张爱玲的内容，比较早的来自学者赵园：“她写过一篇文章叫《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而更多人与张爱玲相遇则始于1984年——那一年，《收获》刊登了《倾城之恋》。她的名字，自那之后才在中国大陆被重新熟悉，然后不断升温。但热闹归热闹，一个清晰、完整的张爱玲却没有在其中尽然浮现出来。一来因为可以见到的材料有限，许多传记都是瞎写；二来由于能够读到的作品有限，通常认为张爱玲出道即巅峰，而后的创作力一路衰减。改变这种状况的，恰是宋以朗这些年来的努力。他掀起了一番新的热闹，不同以往。止庵认为，借由对遗物的处理，宋以朗在两个方面为认知张爱玲提供了新的线索。首先是材料的丰富：“宋先生披露了很多信件，这些信件至少让我们大致清楚了1955年到1995年这四十年里，张爱玲都在忙什么，她自己怎么谈论这些事情。”更重要的是作品的补全：“《异乡记》的整理填补了1945年到1949年之间的一个空白。用英文写的《雷峰塔》《易经》《少帅》等说明1955年到20世纪70年代她在干什么。《小团圆》《同学少年都不贱》《重访边城》则与生前发表的《怨女》《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等，共同显示张爱玲在50岁左右出现了写作生涯的一个晚期，分量比当年《传奇》《流言》那时候还多。最后《爱憎表》把时间线又往后推了，揭示了她的创作生涯一直延续到去世。”许子东阐释了同样的双重意义。而在其中，他尤其看重的是《小团圆》：“它是张爱玲一生当中不能说最好，但比较好的几部作品之一。一方面你可以说它很杂乱，很不像小说，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出它是憋了十几二十年爆发出的一个晚期高峰。而且它是有文学史价值的，它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写得最好的自传体小说之一。”总体上，许子东把现代文学的自传体小说概括为三类。一类是“以私写公”，即讲自己的事情但背后有国家，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一类是“以公写私”，即想写时代但找了一个家庭来写，比如巴金的《家》；还有一类就是“以私写私”，就是写自己的事情，不管别的，比如钱钟书的《围城》。按照这样的划分，《小团圆》是属于第三种的，同时做出了突破。“张爱玲写的是好好一个女人爱上渣男，这个男的是不好的，不值得这么去爱的，但她又专门说了，就算一切过去了，总还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这个不就是一个突破吗？这样的男女关系，现代文学的爱情小说里哪里有过？再有，中国的文学里父亲总是坏的、妈妈总是好的，《小团圆》写母女冲突，这又是一个突破，很少人这么写的。”在许子东看来，《小团圆》所显露的价值与张爱玲整体上的意义是一致的，“在现代文学史的框架里，她是一个难以安放的作家”。这既是他自己被吸引的最大原因，也是他认为值得学界继续钻研的方向。“张爱玲可能逐渐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她在历史那一部分里边，是一个闪光的存在。而且因为她的存在，历史这一部分就被我们所知晓。这就是她的价值。”止庵也觉得，尽管受益于宋以朗的贡献，对张爱玲的研究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远未行至终点：“已有的定论未必准确，需要我们重新审核。新发掘的材料还没得到充分利用，应该继续利用。还没公表出来的材料——比方说赖雅（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的日记、皇冠存有的一些通信，应该公表出来。”从这个层面来看，热闹或许还会继续下去。

发于2025.4.28总第1185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张爱玲的遗物里藏着一生复杂的过往

记者：徐鹏远（xupengyuan@chinanews.com.cn）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