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被蒋介石软禁的孙立人，提出三条要求，蒋经国：第三条不行

【前言】

李敖曾评价被誉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将军：

孙将军是国民党阵营中最具才华的军事领袖，他的学识、练兵能力、战功、负伤次数以及国际声望都无人能比。他自幼目睹国家受辱，决心洗刷国耻，从清华和普渡大学毕业后，毅然投身军旅。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完成学业后，他回国征战，迅速崭露头角，但因蒋介石嫡系的压制，屡遭黄埔系将领排挤。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为获取美国援助，一度重用孙立人，但局势稳定后，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软禁，彻底弃用。

【蒋介石：我信任的人只剩下你了】

1985年，孙立人已经被蒋介石软禁了整整三十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决定向时任“总统”蒋经国提出三项请求，希望能够在生活上得到一些调整和改善。

第一，结束军职；第二，委托官方修缮住宅；第三，重获人身自主权。

经过一番权衡，蒋经国最终勉强接受了前两项提议。然而，对于解除孙立人个人限制的请求，他坚决表示反对，直接予以驳回。

孙立人始终未能重获自由，依然过着被软禁的生活。他只能在自家院子里种些花草，以此打发时间，度过余生。这种日复一日的单调日子，成了他晚年唯一的消遣。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接任“总统”职务的李登辉出于政治考量，解除了对孙立人的长期监禁。

1990年3月20日，台湾“国防部”部长郑为元受李登辉指派，前往孙立人住所传达了一项重要决定：从当天起，孙立人的部分行动和言论限制将被解除。这一决定标志着孙立人长达33年的软禁生活正式画上句号。

1900年12月8日，孙立人在安徽庐江县金牛镇山南出生。14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在清华学校的入学考试中拔得头筹。

1921年，孙立人成功加入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并成为核心后卫。同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上，孙立人与队友们先后战胜菲律宾队和日本队，帮助中国在国际篮球赛事中首次夺得冠军。

1924年，孙立人完成了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业。随后，他决定前往海外深造。第二年，他顺利取得学士学位，并进入美国桥梁公司担任工程师。然而，仅仅工作了四个月，孙立人便改变了职业方向，转而进入美国维吉尼亚军校，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1928年6月，孙立人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院担任中尉军训队长。两年后，他调到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出任副总队长。再经过两年，孙立人被调任财政部税警总团，担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孙立人受命奔赴淞沪战场，与日军展开激战。11月3日深夜，他带领部队试图炸毁浮桥，但行动被日军察觉，随即遭遇猛烈的炮火攻击。在这场战斗中，孙立人身体多处受伤，共计13处，之后昏迷了整整三天。

1938年11月12日，宋子文安排宋子安陪同孙立人前往香港进行疗养。康复后，孙立人随即投身武汉保卫战，凭借出色表现得到晋升。

1942年4月，孙立人带领新38师参与了缅甸的曼德勒战役。到了8月，中国远征军的新38师和新22师陆续抵达印度，并更名为中国驻印部队，开始在印度兰姆珈的训练基地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同年10月，中国驻印部队重组为新1军，郑洞国担任军长，孙立人继续指挥新38师，廖耀湘则负责新22师。

1944年，孙立人指挥的新38师与廖耀湘的新22师联手，在缅北地区与日军第18师团展开激战，最终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日军部队遭受重创，残余兵力仓皇逃离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这场战役对第18师团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在长期征战中，第18师团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对中国战场有着充分的自信。然而，当他们在胡康河谷遭遇中国军队时，却惊讶地发现对方的编制、装备、战术和技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转变让第18师团措手不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整个部队都陷入了震惊之中。

在成功拿下密支那之后，中国驻印军开始进行休整和扩编。原本的新1军被拆分为两个军，分别是新1军和新6军。孙立人被提拔为新1军的中将军长，负责指挥新38师和新30师。

1945年，新1军与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成功占领了芒友。这一胜利使得滇缅公路得以重新开通。在孙立人的领导下，新1军各部队迅速推进，相继攻占了腊戍、南图、细胞和猛岩，从而为第2次缅甸战役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46年3月，蒋介石指示孙立人带领新1军乘坐美军舰艇从广州出发，抵达秦皇岛，随后迅速赶赴锦州。这支军队的任务是支援第五十二军和新六军，共同在沈阳周边与东北民主联军展开战斗。到了5月，新1军成功攻占四平，紧接着又拿下了长春。

1946年6月，蒋介石单方面终止和平协议，国共内战全面升级。同年8月，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孙立人被任命为东北绥靖公署副主任，同时兼任长春警备司令。然而，由于在战场上表现不佳，孙立人随后被调往沈阳，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一职。

1947年8月，孙立人因在东北战场表现不佳，被调离原职，转而担任代理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这一调动意味着他一手打造的新1军被蒋介石完全接管。经过多次争取，孙立人最终得以从新1军中带走部分原税警总团成员以及曾在印度、缅甸作战的数百名亲信，前往台湾负责新兵训练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其逐渐失去信心。于是，他们调整了策略，转而将资源和支持投向国民党内部的两位关键人物——孙立人和吴国桢。这一决策反映了美国在当时的政治考量，即通过扶持新的力量来维持其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

1949年2月12日，美国远东地区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专门派人到台湾，请正在训练部队的孙立人到东京讨论台湾的防御计划。见面时，麦克阿瑟面带微笑，向孙立人暗示了一些想法。

美国认为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绝不能让它被中共控制。因此，我们建议由您来主导台湾的防务工作，美国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协助。

孙立人并未同意，他表示：

我效忠于蒋介石，绝不会在危难时刻背叛他。台湾的军队完全由蒋介石掌控，陈诚也只是执行他的命令。我擅长军事作战，但对政治一窍不通，更不具备领导反共的能力……你们最好还是继续支持蒋介石，这样更合适。

孙立人从台湾回来后，立即向陈诚详细讲述了与麦克阿瑟会面的经过，并请陈诚将自己的想法转告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得知后，不仅没有对孙立人的支持表示感激，反而开始对他心生疑虑和不满。

在上海解放之际，汤恩伯率领残余部队撤退到台湾。蒋介石随即指示孙立人负责接待汤恩伯的事宜。

几天后，蒋介石与孙立人见面，询问了部队安置的进展。孙立人提到，计划将汤恩伯的残余部队安置到几所国民小学的校园里。蒋介石一听，立刻火冒三丈，直接质问孙立人：“这怎么行？你们的训练营地腾出来，让部队住进去，小学校怎么能用来安置部队？”

孙立人表示，汤恩伯的部队目前战斗力不足，需要重新整顿和补充，因此不适合驻扎在新兵训练区域。然而，他的话音刚落，蒋介石就立刻批评道：“你太自私了！”

看到蒋介石神色阴沉，孙立人毫不退让，直言道：“你说我自私？我看你才是真正自私的人！大家都知道汤恩伯的部队是你的亲信，一旦共产党攻过来，你能往哪儿逃？难道只能跳进太平洋吗？”

孙立人的一番言论让蒋介石火冒三丈，正欲发作之际，俞济时连忙上前劝解。蒋介石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好不容易才强忍住心中的愤怒。

两周后，蒋介石直接拨通了孙立人的电话。这次通话中，蒋介石的态度显得格外友好，他温和地问道：“今天你有时间吗？”孙立人简洁地回应：“有。”蒋介石随即提议：“那好，中午你来阳明山，我们一起用餐。”

用餐时，蒋介石仿佛完全放下了之前的芥蒂，与孙立人相谈甚欢，场面十分融洽。吃完饭后，蒋介石主动提议一起走走，于是两人便并肩散步，聊着天打发时间。

在确认周围无人后，蒋介石轻轻拍了拍孙立人的肩膀，低声说道：“现在，除了你，我找不到第二个可以信赖的人了。”

在内外局势紧张的9月，蒋介石为了迎合美国，不得不违背个人意愿，任命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让他协助陈诚管理台湾这个可能的最后退守地。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决定。

吴国桢和孙立人多次依赖美国来增强自身地位。他们通过与美国的紧密联系，试图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中获取更多支持。这种策略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形象，也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行为反映出对国际势力的依赖，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寻求支持的倾向。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与其他政治人物的关系，也影响了他们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试图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稳固自己的地位，并寻求更多的政治资源。

【孙立人：他那天说的都是假话】

1950年3月，蒋介石无视时任“代总统”李宗仁的异议，自行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随后，他勉强任命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及陆军训练司令双重职务。这一任命使得孙立人表面上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得力干将。

就在孙立人接任陆军总司令的当口，蒋经国在蒋介石的指示下，迅速将情报人员渗透进了陆军总司令部。短短数日内，孙立人的秘书黄正及其在陆军训练总部的姐姐黄珏就被扣上了"泄密"的帽子，遭到逮捕。随后，他的老部下李鸿、陈鸣人、彭克立等人也接连被指控为"共谍"，纷纷落网。这一切都在孙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发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后，美国迅速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帮助蒋介石巩固台湾的防御。随着美军直接介入，蒋介石发现孙立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于是，蒋介石开始暗中谋划，准备在局势稳定后逐步削弱孙立人的影响力，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1951年3月，蒋介石指示蒋经国派人堂而皇之地进驻陆军总司令部，开始设立政治部。这一举动逐步限制了孙立人的权力，使他从实权在握的陆军总司令沦为名义上的空架子。

孙立人对蒋经国掌控的情报机构颇有微词，尤其对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种种干预深感不满。这种情绪导致他与蒋经国及黄埔系将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每周的军事会议上，孙立人总是最后一个到场。有传言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躲开向总参谋长周至柔行礼的环节。等到他抵达时，蒋介石通常已经入座，这样他就不用面对这个尴尬的场面。更让人意外的是，春节期间，蒋经国前来拜年，孙立人却直接回避，连面都没见。

1954年，美国和台湾当局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认为，有了这个条约，台湾的安全问题基本解决了。这样一来，孙立人不仅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反而成了潜在的隐患。因此，蒋介石觉得必须尽快解除孙立人的职务。

1954年6月，蒋介石对孙立人进行了人事调整，将其调任至"总统府"担任参军长一职。这一任命意味着孙立人失去了对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其军事职务被完全解除。这次调动是蒋介石对孙立人权力进行限制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孙立人在军界影响力的终结。

1955年5月25日，蒋介石指示毛人凤，以涉嫌“间谍活动”为由，拘捕了孙立人的前下属、当时担任步兵学校少校教官的郭廷亮。

5月28日，蒋介石派人传唤孙立人。得知消息后，孙立人心中忐忑，预感可能有麻烦。然而，面对蒋介石的命令，他别无选择，只得鼓起勇气前往蒋介石的住所。

孙立人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蒋介石脸色阴沉。还没等他说话，蒋介石冷冷地问道：“最近在读什么书？”孙立人不慌不忙，按照事先想好的回答：“《南宋兴衰史》和《曾国藩家书》。”“不错，很好！”蒋介石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敌意。随后，他接着说：

你带兵确实有两下子，但打仗真不是你的强项。你怎么总跟胡适、叶公超那些政客混在一起？还跟美国军界政界的人走得那么近？艾森豪威尔刚当上总统，为啥只请你去参加就职典礼，却没我的份？孙立人，别觉得自己多厉害，你再怎么折腾，也翻不出我的五指山！

蒋介石突然伸出手，当着孙立人的面用力握紧拳头，脸色冷峻地说道：“从今天起，我要让你彻底孤立！”

孙立人听到蒋介石的言论后，内心极为愤怒，无法保持沉默，他高声反驳道：“我始终秉持忠诚于国家、关爱百姓的信念。我对政治毫无兴趣，也绝不会利用政治手段伤害他人……”

孙立人刚开口，蒋介石就立刻打断了他，按下桌上的电铃叫来侍卫。侍卫一进门，蒋介石就厉声喝道：“闭嘴！马上把他带出去！”侍卫二话不说，直接把孙立人拽出了办公室。

这次不愉快的对话，预示了孙立人未来的处境将变得十分艰难。

没过多久，台湾南部就发生了“兵谏事件”，孙立人的300多名老部下被抓。在毛人凤的操控下，“保密局”的特工拿郭廷亮的妻子和孩子当筹码，威逼利诱他，最终让他写了一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间谍”的“自白书”。

随后，毛人凤指使手下特工利用郭廷亮的供词，逐个施压被关押的孙立人旧部，成功获取了数十份符合他们要求的认罪书。这样一来，郭廷亮被指控的“间谍”罪名以及南部的“兵变”事件就被彻底“证实”了。

8月3日，"总统府"局长黄伯度带着通过胁迫和诱导手段获得的"认罪书"，来到被宪兵严密看守的孙立人住所，要求他主动辞职。面对这一要求，孙立人坚决表示拒绝。

不久，黄伯度借助陆军副总司令贾幼慧以及孙立人的侄子孙克刚等人，向孙立人传达了高层对其旧部进行整顿的明确态度。黄伯度强调，孙立人需为300多名下属的生命负责，并主动提交辞职申请。

孙立人意识到自己已无退路，只能抬头望天，叹息一声。他拿起笔，草草写了一份简短的辞职信，交给了守在一旁的特务。然而，这份辞职信并未让上级满意。无奈之下，孙立人只得反复修改，最终交出了一份“符合上级标准”的辞职信。

8月20日，“总统府”下达了“彻查令”，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相关事件的报告最终完成并公布。

孙立人的下属郭廷亮被指控暗中协助共产党，利用与孙立人的关系在军队中拉拢其他军官，策划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孙立人未能及时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也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因此被认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郭廷亮随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绿岛监狱度过多年。后来，他获得假释。在一次火车旅途中，他遭遇“意外”，从车上跳下身亡。

1956年6月，孙立人被蒋介石赶出南昌路的住所，搬到了台中市向上路18号。从那时起，孙立人便开始了长期的软禁生涯。

孙立人的住处原本是军方的宿舍，四周有高墙环绕，安保措施非常严密。门前的道路两端被封死，由“国防部”安排的6名警卫全天候监控，外人无法进入，孙立人和他的家人也被限制自由行动。孙立人的所有活动，包括打电话，都必须经过警卫向上级请示，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如果孙立人需要外出，“国防部”会派车接送，并额外安排一辆吉普车随行。在孙家围墙外，军事情报局还建了一栋三层楼的指挥中心，位置居高临下，随时监控孙立人的一举一动。凡是上级认为不合适的事情，孙立人都不能擅自行动。即使外出，也必须由警卫全程陪同。蒋介石对孙立人的监控极为严格，甚至连厨师都随身携带刀具，以防有人试图营救孙立人，一旦有异常情况，立即采取行动。

随着时间推移，四个孩子逐渐长大，开始上学。由于家境困难，他们每天只能带简单的午餐。买不起大米，孩子们只能靠鸡蛋充饥，三个鸡蛋要分给四个人。

孙立人与孙善治等亲友聊天时，提到蒋介石在阳明山家中说过的那句“现在除了你，我谁也不信”，不禁觉得荒谬至极。孙立人越琢磨越愤怒，猛地拍桌，高声说道：“现在我才明白，他那天全在撒谎！”

为了活下去，孙立人尝试了各种途径。他的儿子孙天平提到：

父亲被限制自由后，连续几年都没有领到工资，连家属补贴和教育优惠也全部取消。最初，母亲变卖了一些首饰来维持家用。随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求助父亲的旧部萧一苇，让他代笔向蒋介石反映我们的困境。后来，蒋介石从特别经费中每月拨出一部分作为我们的生活补助。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尝试过养鸡、养金丝雀和种植花卉，但都没能盈利。为了增加收入，我们还在家中种植圣诞红，每年培育数百甚至上千株，冬季可以靠这些植物赚取一些收入。在美国的姑姑得知父亲喜欢玫瑰，特意寄来了玫瑰苗。后来，父亲又尝试种植洋兰和剑兰，还在后院搭建了一个兰花棚。

孙立人为了养家糊口，在离住处不远的大坑山脚下开辟了一片果园。他经常亲自到山里照料果树，种植了荔枝、番石榴、横山梨和柠檬等品种。等到果实成熟时，他会雇人将水果运到台中第二市场，由会说闽南话的妻子张梅英负责售卖，以此赚取一些生活开支。

1988年，随着蒋经国的离世，孙立人终于重获自由。两年后，孙立人逝世。李登辉随后向其颁发了“国家褒扬令”，以表彰其贡献。

1998年，应孙立人家属及昔日同僚的请求，台湾“监察院”对孙立人一案展开复查。经过两年的调查，“监察院”最终认定该案系“遭人构陷的冤案”。这一结论为孙立人洗清了多年来的冤屈，使其得以安息。

遗憾，这位伟人已离我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