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回家吃饭,夹起一块红烧肉,突然惊呼:“别吃,拿去化验!”,谁知,化验结果出来后,全家惊呆了,竟然有剧毒。 1964年的一天,对钱学森一家来说,本是难得的团聚时刻。这位常年为“两弹一星”事业奔波的科学家,终于能放下手头的忙碌,回到家里和家人吃一顿安稳饭。厨房里飘出浓郁的红烧肉香气,那是家人特意为他做的拿手菜,想着让辛苦许久的他好好补补。 饭菜端上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温馨又难得。钱学森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色泽诱人的红烧肉,刚要送进嘴里,却突然顿住了。他皱了皱眉,凑近闻了闻,又仔细品了品味道,脸上的神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没有夸张的惊呼,只是语气坚定地对家人说:“这肉不对劲,别吃了,赶紧拿去化验。” 家人一开始还没太在意,觉得可能是他太累了,味觉敏感。 可看着钱学森认真的样子,也不敢怠慢,立刻让家里的警卫员把这盘红烧肉送去专业机构检验。等待结果的那几个小时,家里的空气都变得凝重起来。大家心里隐隐不安,却又不敢多想,毕竟是家里的厨师做的菜,怎么会有问题? 可检验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心头一紧,满是后怕。化验单上明明白白写着:肉里含有致命剧毒。这一下,全家都意识到,刚才那顿饭,差点就成了诀别。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做这道菜的厨师,是被蒋氏集团的特务胁迫的。特务利用厨师的家人相要挟,让他在钱学森的饭菜里下毒,事成之后厨师仓皇逃窜,最后还是在老家被抓获了。 这并不是钱学森第一次遭遇危险。从他当年下定决心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要回国为祖国效力开始,就已经把自己推到了无形的战场中心。在回国的路上,台湾方面就策划了暗杀行动,幸好周恩来总理提前得到消息,以他父亲的名义发了一封密电,提醒他“切勿下船”,这才让他躲过了一劫。 更早之前,他在美国待了二十年,手里掌握着重要的科学技术,美国方面根本不愿意放他回来。不仅公开阻挠他的归国之路,还把他关押起来,派人二十四小时监视,想尽办法阻止他回国。那些年里,明里暗里的威胁从未断过,可他回国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这次餐桌上的投毒,不过是敌人无数次阴谋中的一次,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把手伸到了家里的饭桌上。得知真相后,大家都替钱学森捏了一把汗,可他却没太多时间沉浸在危险带来的后怕里。 没过多久,他就又回到了戈壁荒滩的研究基地,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导弹研究中。攻坚阶段,他干脆吃住在基地,夜以继日地工作,实验室的灯火常常亮到天明。对他来说,最好的反击不是躲藏,而是用更快的速度、更扎实的成果,为国家创造出任何人都无法摧毁的价值。 除了在科研一线冲锋,钱学森还在三尺讲台上播撒火种。虽然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但他授课时从来不用英文,全程都用标准的普通话,一字一句都清晰有力。他上课从来不带书本,只凭一张草稿纸,就能在黑板上流畅地推演最复杂的物理公式。 投毒事件之后,国家也立刻升级了对钱学森的安保措施。全家搬进了戒备森严的军事大院,身边时刻有警卫员守护。最让人安心的是,国家专门派了一位叫段恩润的检验员到钱家。这位上过抗美援朝战场、在医院检验科干了九年的老兵,成了钱学森餐桌前的“最后守门人”。 从那以后,家里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每一片菜叶,都得先经过段恩润的仔细化验,确认安全后才能下锅。而且每一餐做好的饭菜,还得留下样本备查,万一出了问题能及时追溯。这份看似繁琐又极致严苛的工作,段恩润一干就是六年,直到1970年才结束。钱学森的妻子蒋英也格外细心,在生活上亲力亲为,和检验员一起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家庭防线。 让人敬佩的是,面对国家给予的优厚待遇,钱学森却主动要求降薪。当时国家给他每月350元的工资,还有100元的补贴,这在那个年代是极高的待遇。可他却说:“国家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这些钱应该用在刀刃上,我够用就行。” 就这样,他拿着降薪后的工资,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简朴的生活。衣服穿了又穿,饭菜也简简单单,对自己近乎“吝啬”,可对国家、对科研事业,他却倾尽全力,毫无保留。 现在回想起来,那盘带毒的红烧肉,不过是钱学森人生中无数危险中的一个缩影。 他身处无形的战场,面对的是明枪暗箭的威胁,可他始终凭着内心的坚定和纯粹,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也守住了国家的希望。他没有被危险吓倒,反而把压力变成动力,用一生的坚守和奉献,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家国情怀。 这样的科学家,之所以能被永远铭记,不仅因为他的成就,更因为他那份超越名利的风骨,和在风雨中从未动摇的初心。 主要信源:(海峡新干线——1964年,钱学森正准备吃饭,突然大喊:“饭菜有毒,别吃!”警卫员赶紧把菜品送去化验,果然饭菜里含有剧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