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验证毛主席的意见正确与否往往会很快，甚至不用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拿生命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934年的湘江两岸，鲜血染红了江水，经过惨烈战斗的中央红军从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 就在部队即将陷入国民党军布下的天罗地网时，毛主席提出转向敌军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的建议。 当时不少人坚持原计划北上湘西，可仅仅十几天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接连召开，以及随后红军顺利摆脱追兵的现实，就印证了这个建议的正确。 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有人主张分兵抵御，有人提议退守深山。 毛主席没有跟着这些思路纠结，而是借鉴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结合苏区地形和群众基础，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 红军主力主动向根据地中部撤退，待敌军孤军冒进时，在龙冈设伏一举歼敌近万人，整个战役从发起到位结束不过一个多月，彻底粉碎了“围剿”。 而反观第五次反“围剿”，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照搬欧洲战例，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让红军在广昌之战中面对敌军的飞机大炮硬拼死守，每天都有上千名战士牺牲，最终不仅丢了广昌，还被迫踏上长征路。 两种决策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无需试错就取得胜利，一个用鲜血验证了错误，这背后正是毛主席对过往经验的深刻总结。 长征路上的四渡赤水更是堪称奇迹，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面对四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他没有进行任何试探性进攻，而是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调整战术。 红军西渡赤水河后又突然东返，随后再向南疾驰，在云南虚晃一枪后迅速北渡金沙江，两个月时间里辗转腾挪，硬是从敌人的包围圈中闯出一条生路。 整个过程中，每一次转向都精准避开敌军主力，每一次机动都牢牢掌握主动，没有一次无效行动，更没有付出无谓的牺牲。 而在此之前，红军按照教条主义的指挥，只会硬冲硬打，不仅屡屡受挫，还差点陷入全军覆没的绝境。 毛主席的指挥就像一位高明的棋手，每一步都看透了对手的底牌，提前预判了局势的走向，这正是他总结敌我特点和战场规律后的必然结果。 1938年全面抗战爆发不到一年，日军气焰嚣张，国内弥漫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论调。 就在众人对战争前途感到迷茫时，毛主席在延安撰写了《论持久战》，详细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预见战争会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最终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这个判断当时遭到不少人质疑，可仅仅一年多时间，日军的进攻势头就逐渐放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完全印证了他的预见。 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精准预判了相持阶段国际形势会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后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而那些主张“速胜”的人，试图与日军硬拼决战，结果往往是损兵折将；坚持“亡国论”的人，则错失了组织抵抗的最佳时机。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总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前看清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战争年代的试错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每一次错误决策都可能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逝去，而毛主席用他的远见卓识，让革命队伍一次次避开陷阱，少走了无数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