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五重间谍袁殊被76号逮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

1939年，五重间谍袁殊被76号逮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对李士群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袁殊这人从小就聪明，1911年出生在湖北蕲春一个没落官宦家庭。父亲袁晓岚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同盟会，思想进步，对袁殊影响很大。袁殊八岁时随母亲到上海投奔父亲，那时候上海滩乱成一锅粥，但他很快就适应了。十四岁参加五卅运动，加入罢工罢市罢课的队伍，显示出早熟的一面。1927年北伐时期，他在皖赣边境活动，还拍照片记录过程。这些经历让他接触到革命思想，埋下种子。 1929年，袁殊去日本留学，主修新闻学。在东京，他和留日同学讨论中国时局，合影留念。1931年回国后，他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报，当社长。他写剧本办杂志，从事编辑工作。那年十月，经潘汉年介绍，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活动。利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他开始建立多重关系，逐步在各方势力间周旋。 1937年，袁殊进入日本宪兵司令部，成为特务，获得岩井英一信任，能接触日伪内部情报。戴笠派人联系他，提供资金，袁殊同意加入军统。国民党中统也拉拢他，青红帮许以利益，他都应允。这些身份让他收集情报更有效，从各方获取的钱财，大部分上交中共地下党组织。他生活简朴，常穿旧衣，住租界简陋房屋。表兄贾伯涛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国民党任职，帮助袁殊扩展关系。他在情报工作中保持低调，积累信任。 袁殊的多重身份让他在上海滩如鱼得水，但他知道这风险巨大。1939年，他奉军统指示参与暗杀李士群的计划。那时候李士群是汪伪特工总部实际负责人，以手段残忍闻名，镇压抗日力量。计划推进中，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被捕叛变，导致袁殊暴露。他被带到76号逮捕，李士群亲自要求他交代身份。袁殊利用日本领事馆情报员的身份，指出岩井英一知道他的底细，让李士群打电话确认。 李士群听到岩井英一的名字，不得不重视。岩井英一是日本驻上海特别高等警察头目，在汪伪政权中地位高，代表日本间谍系统。李士群早就注意袁殊活动，但没掌握实证。他拨通电话，岩井英一斥责他抓错人，说袁殊是特批留用的人员。李士群只好释放袁殊。岩井英一随后以袁殊是外务省情报人员为由，将他移交审查。袁殊住进百老汇大厦，身边有岩井英一部下监视，每天报告活动。 释放后，袁殊继续在上海活动。岩井英一要求他写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1939年十一月，袁殊向岩井英一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在上海宝山路设立办公室。他任负责人，组织活动，表面推动中日合作，实际收集情报传回延安。袁殊利用日本领事馆关系获取文件，在情报网中扩展联系，定期传递消息。他保持与各方势力的平衡，参加饭局分析情报，为岩井英一出谋划策，同时将情报用于中共工作。 袁殊的经历显示出情报工作的复杂性。他从书香门第起步，早年投身革命，接触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留学期间，积累知识，回国后从事文化工作，创办报刊。这些基础让他在情报领域游刃有余。加入中共后，他严格遵守纪律，把多重身份作为工具。军统和中统的拉拢，他都利用来获取资源，但钱财上交组织，体现出他的原则性。李士群那样的汉奸，他从不妥协，而是巧妙化解危机。 在1939年的逮捕事件中，袁殊的冷静应对源于多年经验。他知道李士群最怕日本人，而岩井英一对他的器重成为护身符。岩井英一升任日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后，对袁殊更信任。袁殊被捕后，潘汉年也认为岩井能救他，事实证明有效。这件事暴露了汪伪内部的矛盾，日本势力对李士群的制约明显。李士群虽阴狠，但面对日本压力，只能低头。 袁殊释放后，没急于逃离，而是继续潜伏。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成立，让他有合法掩护。1940年，他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接触，获取更多信息。他在五重身份中游走：中共党员、日伪特务、军统特工、中统线人、青红帮朋友。这种平衡需要极高技巧，一步错就可能丧命。但他坚持把情报传回延安，支持抗日。 袁殊的贡献在于情报的及时性。他从岩井英一那里得到日伪动向，从军统获取国民党情报，从中统了解内部矛盾。这些信息汇总后，上报组织。抗日战争期间，他提供大量情报，帮助中共决策。他不贪图个人享受，生活俭朴，这点在当时特工中少见。李士群继续作恶，但袁殊的活动间接削弱了汪伪力量。 从1931到1945年，袁殊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十四年。他的身份多变，但核心是中共党员。岩井英一的信任，让他深入日伪核心。戴笠的资金，让他维持军统关系。中统和青红帮的拉拢，让他扩展网络。这些都服务于情报收集。他把信任转化为资源，最终献给组织。 袁殊的晚年虽有波折，但他以共产党员身份结束一生。在情报史上，他留下独特记录。五重间谍的称号，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残酷。他没被金钱腐蚀，没向敌人低头。他的故事提醒人们，革命道路充满风险，但坚持原则就能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