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胡乔木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他的这番言论，很让一些思想僵化的人们反感，并且大肆攻击。 那时候很多人脑子还转不过弯来，总觉得只要挂了社会主义的牌子，经济奇迹就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自动发生。可胡乔木偏偏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制度再好，它也不是自动取款机，你插卡进去它不会自己往外吐钞票。 他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亲眼见过太多教训了。大跃进那年月，他在河南亲眼看到农民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炼钢指标，把自家做饭的铁锅甚至祖传的炊具都砸了扔进土高炉，结果好钢一两没见着，方圆百里连口做饭的锅都找不到了。 到了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四年前暴跌超过四分之一，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就算到了1976年，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也只有125块钱，许多人连肚子都填不饱。这些活生生的现实让他明白了一个理儿：光靠喊口号、拍脑袋，经济是搞不上去的。 所以在务虚会上，胡乔木不光抛出问题，还开出了“药方”。他建议必须打破思想条条框框，主动学习那些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市场经济经验，比如托拉斯式的专业公司、现代银行体系，还有计量经济学这些当时特别“资本主义”的东西。这话可捅了马蜂窝，有些思想僵化的人立马跳起来指责他“被洋墨水灌昏了头”，甚至有人说他这是在否定社会主义。 但胡乔木没怂，他反而更理性地反驳，还搬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反问那些批评者：“怎么，马克思的话你们也不信了？”最关键的是，邓小平对他的思路表示了赞同。有了这股支持，僵局一下子被打破了。 胡乔木接着就带队去上海、天津等地调研，把思考和实践揉在一起，写成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篇重磅文章。197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这篇文章，原本小范围的理论探讨，一下子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工厂里工人开始公开讨论“利润留成”，农村也冒出了包产到户的试点。 日本学者敏锐地评论说这是中国要改革开放的重要信号；美国智库赶紧把文章翻译了，想琢磨明白中国到底要发生什么。所有这些思想解冻和实践探索，最后在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汇成了时代洪流，会议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历史性决策。 回过头看，胡乔木这句当时听起来石破天惊的话，其实背后是几十年血与泪换来的反思。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更懂得光靠制度优越性的口号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在他看来，制度就像一台洗衣机、一辆汽车，本身是死的，需要人去摸透它的脾气，正确地去开动。 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最终被历史证明了价值，到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了4亿吨，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翻了一倍还多。一位参加过务虚会的老干部后来感慨：“是胡乔木的发言让我们脑子开了窍，原来经济还能这么搞。”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对胡乔木的评价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理论准备”，这句话算是历史给出的最高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