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被轻易篡位，柴荣就没留下什么心腹吗？当然留下了，篡位的赵匡胤就是柴荣留下的心腹。要说清这件事，就得从“点检做天子”那一职说起。 柴荣登基后，最明白一个道理：天下看似统一，实则还乱。藩镇虽服从朝廷，但都握着兵权；禁军表面听命，实则各怀心思。柴荣深知后周根基浅薄，不稳军心不行，于是从即位那天起就开始整顿军队，尤其是禁军系统。他任命了自己最信任的人张永德做“御前都点检”，掌握宫廷最核心的武力，也就是后来的“殿前军”。 “御前都点检”这职位可不一般。名义上是皇帝身边的带兵大将，实则是控制禁军调动的关键人物。一个点检，能让谁进宫、谁出城、谁守皇城门都说了算。柴荣把张永德放在这位置上，算是放了颗定心丸。可几次北征之后，情况变了。 那几年，柴荣打得很猛，北伐契丹、收复河中，后周国力被推向顶峰。赵匡胤这时崭露头角，在高平之战中立大功，救下柴荣，算是从此进入核心圈。柴荣看中他的胆识和稳重，渐渐让他担任殿前副都点检，负责直接统领禁军一部。张永德那边，却因年老体衰，渐渐被边缘化。柴荣在959年病重之前，做了个关键决定——让赵匡胤接替张永德，正式升任御前都点检。这一步，后来被历史证明，成了后周的转折点。 为什么柴荣要换人？一是战功与威望，赵匡胤在军中声望极高；二是他自信能压得住赵匡胤。柴荣行事果断，也懂用人。他认为赵匡胤忠厚、稳重，又与自己同出沙场，不会乱来。再说后周的皇位已传给郭宗训，柴荣留下了辅政重臣范质、王溥等人，内廷、外廷都有平衡。可惜，柴荣没料到，正是这个“平衡”，给赵匡胤留下了机会。 959年六月，柴荣病逝，郭宗训年仅七岁即位。新朝气息未稳，军心早已浮动。此时北方辽国与北汉联合，边境告急。朝廷决定派大军北征，主帅自然是禁军之首赵匡胤。也就是这次“陈桥出征”，引发了后来著名的“陈桥兵变”。史书说，军队行至陈桥驿，士兵们夜间喝酒商议，忽然闯入赵匡胤帐中，披上黄袍，拥立为帝。这故事听起来像戏，可对熟悉军制的人来说，一切太合理了。 赵匡胤是御前都点检，掌握了禁军的绝对指挥权。换句话说，只要他下令，谁开城门，谁守宫门，全凭一句话。禁军中多是跟着柴荣征战多年的老兵，对赵匡胤极信任。柴荣死后，这些老兵心里没了主心骨。此时皇帝年幼、朝廷软弱，任何人若想动手，都不会遭遇太大阻力。赵匡胤没说要造反，但全军上下都在暗示他“非你不可”。那件黄袍披上去，也许不是他主动披的，但他绝没推开。 如果要说柴荣没留下心腹，那是冤枉他。赵匡胤确实是柴荣提拔上来的，也是真心信任的部下。柴荣不是糊涂，他清楚自己身体不好，也在为幼主布局。他给赵匡胤的职位，本是为了稳军心，而不是让其掌天下。柴荣或许以为，赵匡胤会做第二个郭威——辅佐幼主，守住后周。结果，他没想到赵匡胤更像郭威的继承人——直接改朝换代。 张永德的下台也说明问题。这个老将当年是柴荣的死党，但他刚硬不化，不善交际，又多次在战场上失误。柴荣北征时，张永德指挥不当，险些坏了大事。柴荣虽没惩处他，却心中已生嫌隙。换成赵匡胤，是在战功与人望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只是这一选择，将皇权交到了比柴荣更有野心的人手中。 赵匡胤称帝后，对柴荣并不诋毁。相反，他对外宣称“承后周正统”，追尊柴荣为“中兴英武皇帝”，还封柴氏后裔为王。这一套做法，既稳人心，又显忠义。表面上是继承，实质上是吞并。赵匡胤懂得政治包装，比柴荣更懂权力的艺术。 回头看那段历史，柴荣确实留下了心腹，只是留下得太信任。赵匡胤的崛起是后周制度下的必然结果。柴荣的改革使军队更强，也让点检这一职位成了皇权最大威胁。后周没亡于外敌，而亡于自己制度的缺口。柴荣若知道，自己亲手提拔的心腹，几个月后就要黄袍加身，大概会苦笑一声——“成也用人，败也用人。” 赵匡胤篡位看似“轻易”，实则是后周积弱多年的果。柴荣北征未竟，朝中重臣无主，外有辽兵压境，内有军心不稳。赵匡胤只是顺势而为。一个手握兵权、受万人拥戴的将领，在权力真空中，不起心思才奇怪。柴荣的信任，让赵匡胤少了戒备；后周的制度，让篡位变得“合法”；历史的走向，让这一切显得理所当然。 后周的灭亡不是意外，而是历史在提醒：任何一个君主，再英明，也要懂得权力的边界。柴荣留下了最强的军队、最能干的将领，却也留下了最大的隐患。赵匡胤并非背叛一个人，而是结束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