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杨振宁和岳父杜聿明、岳母曹秀清合影，他恭恭敬敬站一旁。 北京那年是1971年，杜家客厅墙上挂了一张新照，黑白的，杜聿明和曹秀清坐着，杨振宁站在旁边，手自然垂着，背挺直，眼睛不生人也不熟人，像是准备好了也还保留一点分寸，那张照片后来进了几位老教授的书房，也留在杜家后人的讲述里，懂分量的人不多，这不是随意的团聚照，是一段年代交叉处的合缝，三家人的线绞到一起，杨振宁就站在那个交界点上。 这段缘分的开头不热闹，1944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附中，22岁的杨振宁第一次上讲台，讲数学物理，台下坐着一个高二女生叫杜致礼，成绩稳，人清爽，是杜聿明的女儿，两人是师生，话不多，五年后在普林斯顿的一家中餐馆，招呼声是“杨老师”。 一回头就续上了记忆，两人那时都是新到美国，身上还带着战乱后的那股慌张，城市很大，心里很空，说话就多了，一起走路吃饭也自然，1950年登记结婚，没有大场面，只几位朋友坐坐，婚礼那晚她突然说起父亲，不知道人在何处，是否安好，谁也想不到这段婚姻后面会带来一条分岔路。 淮海战役结束没多久，杜聿明被俘，这个消息过海以后，很多人关注，曹秀清也被问话，蒋介石的意思传到家里，要杨振宁回台湾做研究，一边是大陆这边，岳父在功德林，另一边是台湾那边，耳目很多，杨振宁中间夹着，脚下不好迈。 五十年代初他的研究往深处去了，粒子对称性的想法正在起形，人要是回去，研究还能不能接着拉下去，说不清，以后再回来也说不清，身份还卡着，他的岳父在那会儿是“俘虏”，可能会被列战犯，他自己名字再响，也得先放稳立场。 1955年，从北京那边送来一封信，是周总理安排的，杜聿明亲笔，说他在北京一切平常，让女儿女婿别担心，这封信走的路不直，先到英国驻美大使馆，再转到瑞士，最后才递到他手里，通道就这么绕着，这也能看出他回去的路不算宽，科学家的名头不等于一路绿灯，他不是不愿，他是不能随意动。 1957年，他和李政道拿到诺贝尔奖，华人第一次站到那个台上，杜聿明还是照例写信，托张文裕带到瑞典，信里一句话重量很足，是“你获得的，是中华民族的光荣”，那时他还在观察期，能写这句话，是一种托付，杨振宁收到信心里不快不慢地转着，奖拿到了，回国这件事反而更密了。 美国和中国隔着海风，他手里是美国护照，岳父的身份还敏感，一落地会不会有人来谈，心里有数，那时候他更惦记的是岳母在台湾，盯得紧，常被拿来安排一些事，他就找办法，把线路绕起来，先从台北去日本，再到日内瓦，最后到北京，他自己还在纽约，妻子陪着母亲回大陆，他在老公寓里坐着，窗外是冬天的风，想着这桩婚姻有可能让他往后很多年都回不来北京。 到了1971年，路开了一条，美国国务院低调放消息，中国不再是禁区，护照允许部分访问，他那年快五十，父亲杨武之病重，他看见窗口，他第一件事是写申请，回国探亲，信出去不到一个月，回信到了，大使馆欢迎他回去，并且让他到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办签证，从纽约飞巴黎，他心里压着两件事，见父亲，见岳父。 后面那件更复杂，飞机落地北京，外交部的人接机，杜家早就收拾好了，曹秀清在机场，见到女婿没多说，握住女儿的手，站了很久，第二天杨振宁去见岳父，杜聿明穿着洗到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齐，见面拍了下肩，说“回来就好”，没有长谈，也没有外面想的那些话题，杨振宁听懂了，这句话是他等了二十年的准许，晚上一起吃饭，饭后拍照，就是那张合影，杜家人坐着，他站着，姿态直，分寸刚好，他心里清楚，这两位老人身边走过了很多事。 杨家的这边不一样，他父亲是传统士大夫，留美博士，做人很规整，儿子拿了美国护照，娶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离家二十多年，诺贝尔奖拿了也没回家，他不吵不闹，态度很明白，电话不接，信不回，1971年杨振宁回去，先去看父亲，见面时脸色一直冷着，饭桌上话不多，后来有人说他病重时留下话，这个儿子不再认了，这些杨振宁没有公开回应，圈里知道，他在美国的那些年，和父亲几乎没有联系，照片里他站得直，老父亲的认可没有回到手里，这段裂缝一直存在。 再往后他去得多了，给清华设奖学金，帮学生联系国外机构，把期刊、资料往系里搬，校舍修建也出力，他和杜致礼回到北京，夫妻几十年一直在一起，到晚年他和翁帆结婚，社会上出现不同声音，很多人把话题又拉回到他过去的一切，他自己公开不说，私下说过一句，这一生没有亏待任何人，除了父亲，这句话的分量，懂的人都明白。 这张合影背后的事，大概就是这些，杨振宁不是要被摆在台上的完美人，也不需要被封成某种符号，他站在那个年代的中间，国家和家庭两边都要顾，他对国家尽力，对妻子尽心，对岳父母尽礼，心里留下来的，是父亲那道坎，照片里他站得很直，往心里走，有一道门一直没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