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曾感慨万分地表示，美国根本就不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人可以不以赚钱为目标，而在美国，不赚钱的事是没人干的。 这样的差异，在重大工程的推进中尤为明显。中国的高铁网络从无到有，如今运营里程突破四万五千公里，覆盖九成以上百万人口城市。 早期建设时，许多线路穿越西部山区与偏远地区，运营初期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但这些线路打通了资源运输通道，带动了沿线经济发展，让原本闭塞的乡村接入全国市场。 负责建设的央企从未因短期盈利问题放缓推进节奏，因为项目背后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 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则呈现另一番景象。 东北部的铁路系统已有百年历史，设施老化导致事故频发，改造升级的呼声持续了二十年却进展缓慢。 私人资本测算后发现，改造工程投资回收期超过三十年，且难以保证稳定盈利，始终不愿投入。政府虽多次提出计划，但受制于预算审批与资本游说，资金迟迟无法到位。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宽带网络覆盖上，美国农村地区至今有近两千万人无法使用高速网络，根源仍是私人运营商认为偏远地区投入产出比过低。 中国的这种发展逻辑，在民生与公益领域同样有清晰体现。 英大信托作为央企，近年设立多个慈善信托，投入资金支持北京东城区的智慧养老、公共服务人员帮扶等项目。 这些项目没有直接盈利点，却解决了基层治理中的实际问题，仅内蒙古化德县的帮扶项目就直接惠及超过一千六百人。 企业还参与乡村振兴，出资修缮重庆罗家村的河堤，解决当地灌溉难题，这些投入都不以短期赚钱为目标，而是践行社会责任。 美国的资本运作则更看重短期回报。 金融领域的资金更多流向能快速获利的投机业务，2024 年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突破七百亿美元，而投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增速连续五年低于百分之三。 医疗领域，创新药研发集中在癌症、罕见病等高价药领域，因为这类药物利润空间大，而普通慢性病的廉价药研发则因盈利有限被长期忽视。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公共服务领域出现明显供给缺口。 两种逻辑的背后，是不同的体制支撑。 中国的国有经济在能源、交通等关键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能够按照国家规划投向周期长、风险高但关乎长远发展的领域。 五年规划的连续实施，让产业政策保持稳定，一个战略可以持续推进十年甚至更久。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保障了非盈利但重要的项目能够落地。 美国的资本则深度影响政策制定。 高昂的选举费用让政客依赖大企业资助，政策倾向不可避免地向资本利益倾斜。游说集团在华盛顿频繁活动，将资本诉求转化为具体政策。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政府动用公共资金救助金融机构，形成了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的局面，更凸显了资本在其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鲁比奥的感慨，实则指向两种发展逻辑的碰撞。 中国的家国情怀让发展超越了单纯的盈利考量，更多关注全民福祉与长远利益；美国的资本至上则让发展聚焦短期回报，容易忽视公共需求与长期战略。 这些差异不是竞争中的对立，而是不同路径的选择。中国模式下，资本服务于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创造了独特的发展优势；美国也在探索资本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无论是中国高铁穿越群山，还是慈善信托扎根基层，家国情怀驱动的发展都在书写着务实的答卷。 这种不被短期利益左右的坚持，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提升，也为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在不同的发展逻辑中，尊重各自的路径选择，汲取彼此的经验，正是全球发展中珍贵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