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00名乌克兰专家来中国做出巨大贡献后，竟然在采访中号啕大哭，他们在中国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何在采访中会痛哭流涕？ 苏联解体那会儿，乌克兰的军工专家们真是从天堂跌进了地狱。前一天还在安东诺夫设计局画运输机图纸，在黑海船厂盯着航母建造，工资按时发，家里暖气热乎，转天工厂就贴了封条，实验室的仪器蒙了厚厚一层灰。 物价跟坐火箭似的涨，一袋面粉早上能买，晚上就得多掏几倍钱，他们那点工资连块面包都买不起，寒冬腊月连取暖的煤都成了奢侈品。 曾经设计航母的首席工程师巴比奇，退休后在基辅过得紧紧巴巴，不少同事只能去街头摆摊卖旧收音机、拆废铁，有人甚至在工地认出自己当年设计的舰船残骸，那种心酸没法提。 还有“南方设计局”的副总工程师，四年换四份工，最后去开出租车，零下十几度在街头卖炉子，手冻得拿不住零钱，这哪是顶尖专家该过的日子。 就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向他们伸出了手。那会儿咱们国家正被西方技术封锁，航空发动机、航母技术都卡着脖子，急着找能打破僵局的人。 1992年启动的“双引工程”，说白了就是给这些专家一条活路，也给中国技术找条出路。派人飞到基辅、哈尔科夫，直接去那些破旧的科研所，摊开的待遇清单看着实在：月薪500美元，是乌克兰当地收入的20倍，免费住房、医疗全包，孩子能上俄语班，连自行车都配好了。 这些专家一到中国，先被咱们的细致震住了。西安专门建了仿基辅风格的“专家村”，公寓窗帘都是苏联样式，厨房里备好空运来的乌克兰香肠，冬天供暖稳当，比他们老家的研究所还舒服。 重庆、大连这些有军工项目的地方，更是把细节做到了家：怕他们吃不惯，食堂特意学做红菜汤；担心语言不通，配了专门的翻译；配偶没工作的，帮忙找合适的岗位。 巴比奇来大连改造瓦良格号时，就住在船厂附近的专家公寓，后来膝盖手术全程免费，医院还特意准备他爱吃的清淡饮食，出院回家，门口贴着“巴比奇之家”，楼下那棵丁香树还是他从基辅带来的。 在中国的日子，他们不用再为温饱发愁，更重要的是能重新拿起图纸搞科研。 瓦西连科原是马达西奇燃气轮机项目的带头人，到中国后直接扎进实验室，每天只睡四小时，盯着合金材料反复试验，失败七次后终于成功，让发动机推力提升了12%。 安东诺夫设计局出来的金琴科，在上海参与C919起落架设计，有人质疑他用老数据，他没争辩，三天后拿出1987年的测试图纸，当场没人再说话。 这些人不是来当“摆设”的，他们在车间亲手焊接模型，在地下厂房手绘推进系统图纸，连下班都拉着中方技术员讲材料疲劳原理，桌上堆满了草图和模型。 咱们的技术员也虚心，跟着他们“人盯人”学习，一个讲原理、一个记笔记、一个操作、一个纠错，熬夜啃参数是常事。五年下来，重庆的工厂就造出了AI-222发动机，装在L-15教练机上试飞零返工；大连的瓦良格号从生锈的空壳，变成了能出海的辽宁舰，这背后全是他们的心血。 这些专家在中国找到了尊严，以前在乌克兰连工作都没有，在这里却成了“香饽饽”，中方工程师一口一个“老师”，连小区物业都特意照看他们的需求，这种被重视的感觉，是钱买不来的。 七八年后接受采访时，一开始聊在中国的生活、研究成果，他们都笑得很开心，说孩子在中国上学，自己住着三居室，冬天有地暖，退休了还有养老金，日子踏实得很。 可一提起乌克兰，脸色立马就变了，唉声叹气停不下来，他们说老家的造船厂还是一片萧条，以前的同事有的风餐露宿，有的捡烂菜叶度日，当年一起研发的瓦良格号被迫卖掉，一辈子的心血就这么打了水漂。说到这些，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越哭越凶，最后号啕大哭起来。 他们哭不是委屈，是两种境遇撞在一起太戳心，在乌克兰，他们是连取暖煤都买不起的“流浪汉”；在中国，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专家，能安安心心搞热爱的事业，连晚年都有依靠。 后来不少专家老了，要么留在中国领高额退休金住老年公寓，要么回乌克兰，中国也常给他们送帮助。有个专家走的时候在离境卡上写“谢谢你们给我尊严”，这话道尽了所有。 其实这就是一场双向奔赴，中国给了他们安稳的生活和施展才华的平台，他们把一身本事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帮咱们补上了技术短板。 现在052D驱逐舰下水、C919首飞，这些成果里都藏着他们的影子，那些眼泪里，有对中国的感激，有对故土的牵挂，更有对“被需要、有价值”的动容，这种情感，经历过风雨的人都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