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少将沈醉的母亲，第一次见到大特务徐远举后，告诫儿子说：“这个人生得圆眼尖鼻，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这个人，就是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徐远举。 故事得拉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那会儿，沈醉已经是军统在法租界的组长，年轻有为，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从黄埔军校毕业没多久的徐远举。俩人都是年轻人，都想干一番大事业，一来二去就熟络了。徐远举那会儿还没啥名气，就琢磨着让沈醉给搭个线，在上海特区谋个差事。 沈醉这人讲义气，觉得朋友一场，能帮就帮。可他把这事跟顶头上司戴笠一说，戴笠眼皮都没抬，直接给拒了，嫌徐远举这人面相不佳，不适合在上海混。最后，徐远举被安排去了西藏。这在当时看来，妥妥的是个冷板凳。 可徐远举不这么想，觉得好歹是个独当一面的机会，心里还挺乐呵。临走前，沈醉热情，留他在家里住了几天。也就这么几天，出了个改变很多人命运的插曲。 一天晚上，沈醉的母亲，一位深居简出的传统女性，偶然碰见了徐远举。就这么一个照面，老太太心里就“咯噔”一下。等人走了，她立马把沈醉叫到一边，脸色严肃地告诫他：“这个人生得圆眼尖鼻，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这话说的，信息量可太大了。搁现在，咱们得说这是“面相学”，但在当时，那是一个长辈几十年阅历的结晶。沈醉听了，嘴上没说啥，心里却把这话记下了。 后来的事，简直就像是照着老太太的剧本演的。 徐远举确实是个有本事的人，就算去了西藏那样的地方，也硬是让他闯出了一片天。后来，在沈醉的几番力荐和私下打点下，徐远举的官是越做越大，最终爬到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位置，手握生杀大权。 这下，算是“得志”了。那么“暴戾”呢？ 老太太的话，一字不差地应验了。 徐远举在重庆主持工作期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挺进报》事件”，一百三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逮捕，其中很多人被杀害。他还亲手策划并执行了对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的灭门惨案。到了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更是下令在白公馆和渣滓洞进行大屠杀，数百名革命志士倒在黎明之前。 他手段之残忍，作风之狠辣，连军统内部的人都觉得心惊。当年的“圆眼尖鼻”，如今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沈醉母亲那句“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仿佛一道宿命的谶语，笼罩在徐远举的头顶。 1949年，徐远举在昆明被起义的卢汉将军扣押，从一个抓人的人，变成了被抓的人。命运跟他开了个大玩笑，他被关进的地方，正是他曾经用来关押别人的白公馆。 1956年，他被转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沈醉，还有另一位“剑客”周养浩。当年的军统三巨头，如今成了同窗狱友，天天学习、劳动、写检讨，真是让人唏嘘。 一开始，徐远举还是那副臭脾气，不服管教，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后来在文强等人的开导和“修理”下，才慢慢磨平了棱角。说来也有趣，这位曾经的大特务，居然在功德林里认真研读起了《资本论》，书上写满了批注，比谁都用功。沈醉后来说，他是真的想从根上搞明白，自己到底输在了哪里。 他比谁都想早点出去。 每当有特赦名单公布，他都紧张得不行。1960年，第二批特赦名单下来，他作为在押战犯代表上台致辞，眼巴巴地看着沈醉等人走出高墙。沈醉临走时还安慰他：“老徐，好好表现，下一批肯定有你！” 可一批又一批，名单上始终没有他的名字。他一次又一次地作为代表，送走昔日的同僚，自己却成了功德林的“常住户口”。究其原因，无非是他手上的血债太多，民愤太大，历史的账，没那么容易一笔勾销。 希望的反复破灭，最是磨人。1.9米的大个子，身体也渐渐垮了。 1973年1月19日，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徐远举在缝纫组干活，因为十几件衣服没做好被要求返工，他当场就炸了。他觉得别人是故意刁难他，摔了手里的活儿，跟人吵得面红耳赤。 那股子压抑多年的“暴戾”之气，在这一刻，以一种最平常、也最致命的方式爆发了。 晚上，他赌气非要用冷水洗澡。刚出浴室，人就直挺挺地倒下了，当场中风。当时的管理所医疗条件有限，加上夜里送大医院审批流程繁琐，一来二去就给耽搁了。从发病到被送到复兴医院，整整拖延了两天。 最终，抢救无效。1973年1月21日，这位曾经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大特务，因为一场小小的争执和一次赌气的冷水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终年59岁。 他的死，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总理在看到报告后，特意询问为何19号发病，21号才送到医院。调查结果是，判断失误，流程耽搁。没有阴谋，没有黑幕，就是一连串的官僚主义和意外，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