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狠的不是判吴石死刑。 最狠的是，老蒋对着三个审判长说：你们判他死缓，我就判你们仨死刑。 这仨哥们儿，直接懵了。一个是他保定军校的校友，俩是私交不错的朋友，本来都想拉兄弟一把，一审判了个死缓。结果，自己小命都快搭进去了。 这三个审判长从老蒋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腿肚子都发软，后背全是冷汗。刚才那句话，就像一把冰刀子，直接插在他们心口上。他们太了解老蒋了，这个人说一不二，他说要你的命，那绝对不是开玩笑。 回去的路上，车里死一般地寂静。谁也不说话，都在心里盘算。救吴石？不可能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保住自己的脑袋。那个保定军校的校友，心里最不是滋味。他跟吴石当年在学校里关系就好，一起喝酒聊国家大事，都觉得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后来在军中，吴石更是凭着真本事，一步步坐到了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位置，管着全台湾的军事情报和作战计划。这么一个有本事有资历的老同学，就这么没了？ 可又能怎么办呢？吴石犯的事太大了。他送出去的情报，不是别的，是整个台湾的防卫部署图，还有舟山、金门这些前线岛屿的兵力配置。这些东西要是到了解放军手里，那等于把台湾的家底儿全都亮给了对方。老蒋能不火冒三丈吗？他感觉自己是被最信任的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其实吴石走到这一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这个人，早年就一门心思救国，但跟着国民党干了这么多年，看得太透了。官场上乌烟瘴气，大官们捞钱，小兵们饿死，打仗全靠抓壮丁。他觉得这个党国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救不了中国。所以当共产党的人找到他时，他几乎没怎么犹豫。他觉得，这才是能让国家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为了这个信念，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1949年，他本来可以留在大陆，跟老婆孩子团聚，安安稳稳过下半辈子。可他偏不，主动跟老蒋申请去台湾。他当时已经是中将了，身份摆在那儿，老蒋对他信任有加，直接就批了。这位国军高层，其实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级别最高的“密使一号”。 到了台湾，吴石干活那叫一个小心翼翼。他白天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装得跟没事人一样，晚上回家就把那些绝密文件一点点背下来，再默写出来。为了传递情报，他更是想尽了办法。有一次，他把一份微缩胶卷藏在自己的眼镜框里。还有一次，他让专门负责联络的女交通员朱枫，把情报缝在旗袍的夹层里带出去。每一次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 可惜，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问题出在了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身上。这个人被捕后，没扛住严刑拷打，叛变了。他这一开口，整个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被一锅端，吴石自然也暴露了。保密局的人冲进吴石办公室的时候，他正戴着老花镜，聚精会神地在一份文件上写批注。看到来人，他只是平静地推了推眼镜，说：“等我一下，我把这点处理完。”那份镇定，让在场的特务都愣住了。 案子到了三个审判长手里，他们头疼得不行。按罪行，吴石是死罪。但按情理，他们实在下不去这个手。这可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学，人品能力都有口皆碑，而且从不贪污腐败。几个人一合计，想着判个死缓，既能对老蒋有个交代，也算给吴石留条活路，说不定以后还有转机。 结果，这想法直接撞到了老蒋的枪口上。老蒋要的不是交代，是立威。他要用吴石的血，来震慑所有心怀二意的人，告诉他们，背叛我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死。 三个审判长最后还是在判决书上签了字，把“死缓”改成了“死刑，立即执行”。他们知道，签下这个字，就等于亲手送了老朋友上路。可不签，下一个上路的就是他们自己。 1950年6月10号，台北马场町刑场。吴石和他的联络员朱枫，还有部下聂曦等人被一同押赴刑场。临刑前，吴石面不改色，还留下了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只是为自己没能看到国家统一而感到遗憾。 枪响之后，一个时代落幕了。老蒋用铁腕手段保住了他的小岛，但他永远失去了人心。 有时候信仰这个东西真的很有力量，它能让一个身居高位的人，甘愿放弃荣华富贵，甚至赌上性命，去做一件他认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