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3日夜，逃到越南的国民党中将黄杰，去见法军谅山指挥官，却遭到软禁。三万多国民党残军被缴械后，成了刀上的鱼肉。 1949年，对老蒋来说，那真是兵败如山倒。8月，程潜和陈明仁在湖南和平起义，白崇禧气得跳脚，赶紧把黄杰扶上位，让他当第一兵团司令，收拾残局。黄杰这哥们儿，黄埔一期毕业，老蒋的嫡系，上任时那叫一个意气风发，摆出一副要跟解放军死磕到底的架势。 9月的衡宝战役，黄杰的兵团被林彪和陈赓的部队打得稀里哗啦，根本组织不起有效抵抗。那就一个字：跑。从湖南一路溃退到广西，桂林、柳州、南宁，一座城都守不住。到了12月初，这支残兵败将已经被压缩到了中越边境的弹丸之地——广西上思。 这时候，黄杰和他手下那三万多人，真正成了瓮中之鳖。往回走是解放军的穷追猛打，唯一的活路，似乎只剩下南边的越南。12月8日，黄杰召集手下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执行陈诚和白崇禧的密令：进入越南，跟法国人合作，建立根据地，等待时机反攻。 法国人可不傻。新中国已经成立，他们不想为了几万残兵败将得罪一个全新的大国。一开始直接拒绝。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才松了口，说可以按“政治难民”的身份接纳，但有个条件：必须以500人为一队，全部上缴武器，才能入境。 解放军的追兵可不等人。12月9日，枪声越来越近，黄杰的部队来不及多想，仓促间开始涌入越南。在他们的想象里，跨过国境线，就是盟友的笑脸和热茶。可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迎接他们的，是黑洞洞的枪口和严阵以待的法国大炮。法军荷枪实弹，命令他们立刻放下武器。 说句实在话，当时黄杰这三万多残兵，虽然士气低落，但论战斗力，绝对碾压当面的法军。可这位兵团司令，此时已经彻底没了军人的骨气。他没有丝毫反抗，竟然真的下令，让三万大军乖乖缴械，成了人家砧板上的鱼肉。 12月13日夜，黄杰以为自己是去谅山见法军指挥官谈合作的，结果一进门就被软禁了。他被押送到河内，昔日的兵团司令，转眼就成了阶下囚。而他那三万多没了武器的弟兄们，命运就更加悲惨了。 法军把这些缴了械的中国军人，连同他们的家眷，一股脑儿地赶到了一个叫鸿基的地方，关进了集中营。那地方，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四周是高高的电网，岗楼上架着机枪，谁敢乱动就是一梭子。营地里污水横流，遍地屎尿，臭气熏天。 更可怕的是法军里的那些黑人雇佣兵。他们军纪败坏，三天两头就持枪闯进营地，抢夺财物。许多士兵水土不服，染上恶疾，活活病死、饿死的不计其数。绝望之下，选择自杀的人也越来越多。尸体多到来不及埋，就直接扔进海里。 最令人发指的，是那些年轻的女眷。她们经常被雇佣兵强行拖走蹂躏，身心受到巨大摧残后，不少人含恨跳海自尽。雇佣兵甚至还放火焚烧营房，一时间，小小的鸿基尸横遍野，焦臭弥漫。 集中营里的中国官兵也爆发过反抗。他们趁雇佣兵落单时，摸哨把人捆了扔进海里；他们也曾集体抗议，反抗克扣给养。有些人偷偷收听新中国的广播，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趁着混乱逃出了这个魔窟，辗转回到了祖国。 到了1950年，逃到越南的国军越来越多，法国人觉得这是个烫手山芋。打吧，打不过新成立的越南人民军；留着吧，开销巨大，还怕他们闹事。于是，法国人想了个招，把这群“难民”分批转移到了更偏远的富国岛。 富国岛当时基本就是片原始森林，三万多中国军民被扔到岛上，只能自己动手盖房修路。法国人每天只给一点点粮食，早晚一人一碗稀粥。因为营养不良而倒下的人，每天都有。 这种绝望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53年。在岛上被囚禁了三年多的三万军民，通过写血书、绝食示威等方式，向蒋介石求救，事件最终引发了国际关注。此时的老蒋，反攻大陆的梦基本破灭，加上收了美国的大量援助，手头宽裕了点，才终于派船把这些人接回了台湾。 据统计，从进入越南到最终抵台，这支部队损失了超过2000人。 故事到这里，最讽刺的部分来了。那些在集中营里受尽苦难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到了台湾也大多是前途黯淡。而那个亲手把三万大军送入虎口、自己却被单独优待软禁的兵团司令黄杰，回到台湾后，竟被蒋介石包装成了忍辱负重、忠心不二的“海上苏武”！ 他不仅没受任何处分，反而官运亨通，一路做到了台北卫戍司令、陆军总司令，甚至是“国防部长”，成了老蒋在台湾的头号看门人。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黄杰手握三万重兵，在武器、兵力和作战意志都优于法军的情况下，不敢放手一搏，而是选择了屈辱的缴械，直接导致了整个部队的悲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黄埔小师弟李弥，后来带着不到三千人的残部，在缅北金三角硬是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了声震中外的“云南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