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朱德最疼爱的孙子被执行死刑。次日，康克清照常上班，她刚上车就对司机说：“我孙子昨天被枪毙了……”[微风] 这句看似寻常的告知，背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严打”风暴，一位红色后代的陨落，以及一个家庭对法律尊严的艰难守护。 朱国华作为朱德独子朱琦的儿子，从小在元帅府邸接受严格家教。朱德生前立下“不准搞特权、不准搭公车、不准求享乐”的家规，幼年朱国华曾因偷吃招待用糖被罚抄写《朱子家训》。 1974年父亲朱琦突发心脏病去世，两年后朱德元帅逝世，失去管束的朱国华逐渐偏离正轨。 1980年他从天津铁路学院毕业，分配到天津铁路分局自动化指挥部，住在睦南道一栋英式小楼。 这里很快成为高干子弟聚集地，家庭舞会、黄色录像、打牌脱衣游戏盛行，最终演变成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1983年，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阵痛期，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待业青年达2000万，刑事案件数量激增。 1979年上海控江路事件中，暴徒公然抢夺财物，社会治安亮起红灯。 邓小平同志提出“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方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刑法，对流氓罪等十多种犯罪最高可判死刑。 这场被称为“严打”的司法行动中，177万名犯罪分子被捕，约2万人被处决。 朱国华案发时恰逢风暴中心，1982年10月30日，他在餐厅被捕，警方在其住所搜出淫秽画报和录像带。 法庭审理过程，起诉书指控朱国华团伙在1978至1982年间，以调动工作、交朋友为名，强奸妇女15人、强奸未遂7人，玩弄猥亵女性数十人。 1983年9月18日一审判决死刑，朱国华以“量刑过重”上诉，但二审仅用三天维持原判。 9月24日，他与其他81名死刑犯在天津人民体育馆宣判后游街示众，最终在郊区刑场执行枪决。 目击者回忆，朱国华临刑前哭喊“我爷爷是朱德”，但未能改变结局。康克清面对孙子的罪行，没有动用任何关系干预司法。 当天津市委请示是否需特殊处理时，她只回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朱国华伏法次日，她准时上班的行为，被解读为对法律权威的公开支持。 司机刘国和后来透露，康克清在车上说话时手指微微颤抖，但语气坚定如常。 这种克制背后是深刻的革命信仰，她曾对家人解释：“我们打江山是为了建立规矩，不是给子孙留特权”。 此案折射出红色家风传承的复杂性，朱德其他后代如朱和平成长为空军少将，朱敏成为高校教授，皆恪守“靠本事立身”的家训。 而朱国华的，是在特权环境中的心理膨胀、监管缺失下的行为失范，类似案例在严打期间屡见不鲜，如陈小蒙等上海高干子弟流氓团伙同样伏法。 当时社会对“干部子弟”既羡慕又警惕，毛主席早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的警示在此得到印证。 朱国华案成为1980年代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印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当时天津工商联委员许钊感慨：“高身份子弟被枪毙，这下法律平等了。”这种示范效应远超案件本身，为后续司法改革奠定基础。 但案件也留下争议，如“流氓罪”定义模糊、程序简化等问题，直至1997年刑法修订才废除该罪名，这些曲折反映中国法治进程的阶段性特征。 当某些“官二代”仗势妄为时，康克清的“大义灭亲”树立了权力自律的标杆。2014年周永康案查处时，中纪委特别引用朱德家风教育干部。 法治社会的真正标志，不是平民违法时的严惩，而是权贵犯法时的不姑息。 朱国华墓前无人立碑，但这段历史已在时代画卷中刻下深痕，正如康克清晚年所言：“法律是铁，谁碰谁流血；家风是钢，不铸不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