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丈夫》里，乡下丈夫背着一篓栗子去城里探望做妓女的媳妇老七，没有去之前，丈夫是高兴的，去了之后，丈夫心里是五味杂陈的。 说起沈从文的《丈夫》，这篇小说写于1930年，那时候他才28岁，就已经在《小说月报》上发了，算是他早期作品里挺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背景搁在湘西大河边上一个叫黄庄的小村子，三十年代的湘西，你知道的，那地方山高水急，土地薄得像张纸，农民一家子守着几亩田，税赋压得喘不过气。收成刚够交上去，剩下点粮食还得掺红薯叶子和谷糠对付，饿肚子是家常便饭。村里人日子过得苦哈哈的，年轻媳妇不急着生娃，就得出去挣钱补贴家用，这在当地是老规矩了。丈夫和老七就是这么一对，本来指腹为婚，从小认识，丈夫十九岁娶她进门，两人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勉强凑合。丈夫没啥文化，就认得几个字，会使锄头抽旱烟，老实巴交的乡下汉子，从不抱怨啥。老七呢，长得结实，圆脸大眼睛，本是好劳力，可家里穷得叮当响，丈夫一合计，就让她去城里当船妓，每月寄钱回来。这样一来，家里的日子宽松了点，丈夫在家守田土，买了猪崽，添了家什，觉得这安排挺靠谱，没啥愧疚心。村里类似的事儿多得是，邻家汉子也这么干，大家都习以为常，就跟种地一样自然。 小说里这个丈夫，起初对媳妇去城里卖身那叫一个心安理得。他挑着满篓野栗子去探望老七时，路上还乐呵呵的，脑子里盘算着见面后怎么分栗子吃，怎么问她船上饭菜合不合口。栗子是坡上新鲜采的，饱满带泥土味儿，他觉得这趟走得值，媳妇见了准高兴，能多寄点钱回家添置东西。这心态搁在当时湘西底层农民里，算不上稀奇。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势力刚渗进湘西，自给自足的日子被搅黄了，穷人没别的路子，只能靠这种方式续命。丈夫在家安分守己，媳妇在外挣钱养家，名分还在，利益也实打实，这在当地风俗里就是“过好日子”的标配。沈从文写这故事时，没加太多阶级分析的调调，但他笔下这些人物的无奈，透着股底层人民的韧劲儿，又带着点对旧习俗的隐隐不满。丈夫出发前那股高兴劲儿，其实是种自欺欺人，他把卖身当正常营生，忽略了媳妇的苦楚，也没想过自己这丈夫当得有多窝囊。 到了城里，船上见了老七，丈夫的兴头就开始打折。老七变了样，不再是村里那朴素媳妇，穿得花枝招展，脸上扑粉抹红，头发盘得齐整，跟城里摩登女郎似的。丈夫自己还是土里土气的，衣裳补丁摞补丁，手上泥垢洗不净，坐那儿手足无措，觉得自己跟她格格不入。船上生活他也适应不了，晚上客人来，老七在前舱陪着，他只能钻后梢舱，蜷着身子喘气，听着前头动静，心里堵得慌。他知道老七这么干是为了钱，为了他们家，可亲眼瞧见媳妇被客人侮辱，那滋味儿就说不清了。起初他还安慰自己，这是财路，得忍着，可渐渐地，嫉妒和愤怒冒上来了。第二个客人水保来时，丈夫还觉得这是大主顾，能多带银票回家，可晚上水保又来包船，他躲在后头，越想越气，拳头捏得发白。丈夫意识到，媳妇是用身体换钱给自己花，这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个男人，丈夫的位子丢得干干净净。 再后来，营房副官那些兵痞上船，粗鲁得像畜生，拉扯老七，扇耳光，轮番折腾，丈夫从板缝里瞧着，全过程没敢吱声，就缩那儿喘粗气。那些兵是军阀手下，仗着有刀有枪，在湘西横行霸道，船妓这种底层女人在他们眼里就是玩物。丈夫眼睁睁看着媳妇受辱，却只能当缩头乌龟，这时候他才真正醒过味儿来：当初是自己把老七送出去的，现在后悔也晚了。他明白自己没脸待下去，丈夫的立场早没了影儿。沈从文这儿没给丈夫啥英雄光环，他就是个普通农民，窝囊得真实，心理从高兴到五味杂陈，再到彻底崩溃，这变化层层递进，逻辑上站得住脚。起初的安分是习俗绑的，中途的不安是人性在作祟，到最后的愤怒是自尊碎了的结果。这不光是个人事儿，还折射出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病灶：穷到骨子里，风俗扭曲了人性，底层人被逼得没了出路。 老七的命运更让人心酸，她没啥选择权，嫁鸡随鸡，丈夫说去城里就去，进了船上就得接客。小说里她从刚来时的适应，到后来麻木忍受，变化不大，因为她本就是受害者。沈从文没把她写成啥悲情女侠，就实打实描她双重身份：城里是妓女，乡下是媳妇。寄钱回家时，她还得装作没事人，丈夫来探望，她笑脸迎着，塞钱给他买种子啥的。可那些钱来得有多脏，她自己最清楚。湘西船妓这风俗，根子在经济崩坏上，三十年代河运发达，船帮林立，妓女成了码头“服务”一部分，客人从水保这种本地主顾，到副官那些军阀兵痞，全是底层女人的噩梦。老七代表了多少湘西媳妇，穷得卖身，卖完还得回家生娃种地，循环往复。沈从文写她时，没加浪漫滤镜，就让她那么赤裸裸地活着，命运像河水一样，冲刷着人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