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后，遗留下的财产如何处理？李敏回忆：我拿走了八千块 1976年9月10日的北京还残留着秋夜的凉意，凌晨两点，中南海丰泽园走廊的吊灯久久未熄。工作人员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了一只暗红色牛皮小包，里面有厚厚一迭工资单和几页手写账表，时间从1964年一直记到1976年9月。就在前一天，毛主席的遗体已移至灵堂，而关于他留下的“身后事”，谁也没顾得上开口。 那只小包很快被密封，交至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直到1981年春天，中央才正式启动“毛泽东遗产清理及分配”工作。李敏接到通知时，正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处集体宿舍里写工作总结。她后来回忆：“那天来的人很客气，先问身体，再问收入，最后才提到父亲的遗产。”她的回答干脆：“我只想拿父亲原本答应给我的那一份。” 要搞清这份遗产到底有多少，得把时间拨回到建国初。1949年，新政权在供给制和工资制之间摇摆，干部领到沙袋面、白布票，也能从财政部领现金。1955年，周总理主持的工资改革，把行政职务划分成24级，制定了“四定”标准。毛主席原被列在一级，每月600元；他却当场提出异议：“一级只我一人，不合适，差距太大。”经过一番推拉，他把自己工资降到三级，周总理仍觉得不妥，又在数额上做了微调，最终定为594元。此后几轮降薪，1970年代中期毛主席每月实际到手为404.8元。 听着数字不低，掰开看，日子并不宽松。吴连登自1964年起担任“家庭管家”，他留下的流水账显示：房租、党费、书报、子女学费、请客、茶烟，每月支出常常与工资持平甚至超出。“主席爱买书，遇到好版本，哪怕再贵也让我去结账，十二年下来书款就花了八千多元。”吴连登说的时候略带无奈，但他知道这是毛主席唯一舍得放开手脚的地方。 工资之外，稿费是另一笔来源。19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稿费累计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全部打入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户。毛主席对这笔钱的用途早有安排：一部分买书，一部分资助老部下、老朋友，还有相当一块投入基层调研和机关业余学校办学。每花一次，都有手签批示。多年消耗下来，到1976年，账户余额已所剩无几。 节俭是毛主席个人风格。延安时期一件蓝布棉袍补了又补；北京过冬，他仍穿那条缀满补丁的棉裤。李家骥劝他换新的，他摆手：“在里面穿，外头还要套裤子，能挡风就行。”吃饭也讲究节省。中南海小灶按规每餐配四菜一汤，鱼头必上桌，因为毛主席喜欢啃骨采髓。鱼身反卖给食堂，换回三五元成本，“一分钱都不能浪费”。一次警卫建议多加一道菜，“没花钱”，毛主席摇头：“我不花钱，别人也会学；长此以往，亏的还是老百姓。” 对于子女，要求更严。李敏、李讷读书时不准称“毛泽东之女”，学籍卡家长姓名写的是保健医生王鹤滨；周末回家禁止坐公车，卫士长私下送过一次，立即挨批。“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我的孩子凭什么特殊！”这段对话至今仍被老人们津津乐道。 1976年主席去世后，财务工作组用了近五年才梳理清账目。工资加稿费净剩的现金不到二十万元，扣除已承诺的几笔扶助款、书款预付，最后可动用余额不到三万元。在多次讨论中，考虑到遗孀江青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家中实际生活负担落在子女身上，中央决定：李敏、李讷、毛岸青各得八千元现金，外加一台20英寸彩电、一台电冰箱。1981年5月，李敏签收，之后再无额外要求。 这三份遗产的出现，外界议论并不多，因为金额远低于很多人想象。那时候北京一套三居室公房的置换价不过六七千元，一台彩电也不过一千五百元左右。即便如此，李敏依旧说：“足够了，父亲在的时候就教育我们，手里有多少钱就过多少钱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处置完现金后，会计室还找到七十二箱图书，大多是毛主席自己花钱买的线装本和外文原刊，夹着密密麻麻的批注。经文化主管部门鉴定，这批书被列入国家图书馆特藏，入库时全部登记来源为“毛泽东个人购书”。工作人员问李敏：“要不要挑几本作纪念？”她答得很平静：“书留给国家更合适。” 至此，毛主席身后财产的去向算是有了明晰结论：现金分配，实物归公，稿费账户正式销户。凡是曾经支出的资助项目，由中央统一列支继续完成，以免中断。文件存档，编号一一对应，任何人调阅都得履行手续。对外既不宣传，也不封锁，只用一句话概括：“照章办事”。 如今再看这些细节，毛主席生前倡导的“领导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在遗产处理上得到了相当彻底的体现：数字简单，程序清晰，无可操作的灰色空间。李敏那句“我拿走了八千块”，既回答了坊间疑问，也暗合了父亲“不过普通劳动者”的期望——家业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制度与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