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章惇与侄子章衡一同参加科举，侄子高中状元，心高气傲的他竟觉耻辱，扔下皇榜就回家了。两年后，他再度参考，终于得中进士，名动京师。
在京城，他与苏轼一见如故。两个同样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年轻人，成了挚友。他们曾同游南山，在仙游潭的绝壁之上，留下一段传奇。苏轼不敢过的独木桥，章惇神色不变，履险如夷，甚至在峭壁上提笔大书：“苏轼、章惇来。”苏轼拍着他的背叹道：“子厚（章惇的字）他日必能杀人。”章惇笑问何故，苏轼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一句戏言，竟似命运的谶语。
他遇上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遇上了决心变法的宋神宗与王安石。章惇那颗锐意进取、不拘常格的心，立刻与改革的浪潮共振。他成了新党最锋利的一把剑。
在荆湖地区开疆拓土，他以铁腕平定南北江，拓地数百里；主持熙河路经营，他运筹帷幄，巩固了宋朝西北边防。他是实干家，是开拓者，他的能力毋庸置疑。然而，这柄利剑太过刚硬，不懂迂回，不屑怀柔。他的决绝与强硬，在推行新政中得罪了无数人，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变法如疾风骤雨，也撕裂了旧日的友情。苏轼因反对新法，卷入“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命悬一线。此时，已身居高位的章惇，不顾政治立场的对立，在朝堂上厉声为苏轼辩护，甚至直斥宰相王珪的构陷。他的力争，是苏轼得以免死的关键之一。
然而，政治的洪流最终冲垮了友谊的堤坝。此后党争愈演愈烈，新旧两党势同水火。章惇在权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苏轼这位旧友，终于在政见和命运的拨弄下，走向了决裂与对立。那个在绝壁上与他并肩而立的潇洒身影，成了他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宋哲宗亲政后，立志绍述（继承）父亲的改革事业。章惇被拜为宰相，独揽大权。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巅峰，也是他悲剧的顶点。
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对旧党的清算中。手段之酷烈，令人胆寒。他将司马光、吕公著等已故的政敌追贬，甚至提出“发冢斫棺”的骇人建议。他将活着的旧党官员——包括苏轼、苏辙兄弟——一贬再贬，流放至天涯海角。他力主对西夏用兵，拒绝妥协，试图以武力重塑边疆。
他像一个孤独的战士，与整个旧世界为敌。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是为了富国强兵的理想。但他看不见，在无尽的斗争与报复中，他早已被仇恨和偏执吞噬，变成了自己年轻时可能都厌恶的模样。他从一个心怀理想的改革者，异化为一台冷酷无情的政治机器。
命运的无情，在此时显露无遗。年轻的哲宗皇帝突然病逝，没有子嗣。在立谁为帝这个决定王朝命运的问题上，章惇犯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
太后主张立端王赵佶。章惇直言反对，厉声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这句话，成了他政治生涯的绝唱，也成了历史最残酷的叹息。他的反对无效，端王还是登基了，他便是后来的宋徽宗。
新帝登基，章惇的权势顷刻崩塌。他屡遭贬谪，最终被流放至雷州——这片他曾流放政敌的蛮荒之地。讽刺的是，他抵达雷州时，发现当地百姓因敬仰苏辙（曾贬于此）的为人，竟不肯租房给他住。这位昔日权倾朝野的宰相，最终连个容身之所都难寻。
公元1105年，章惇在孤寂与潦倒中，病逝于贬所。他死后，被宋徽宗亲笔列入《元祐党人碑》，背负着“奸臣”的恶名。
章惇的一生，是一出典型的性格悲剧。他才华盖世，意志如铁，本可成为一代名臣。然而，他性格中的刚愎、偏激与不容人，最终将他拖入了党争的泥潭，使他从改革的先锋变成了斗争的化身。他看穿了宋徽宗的“轻佻”，却无力改变结局，这最后的清醒，是他悲剧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像一座孤峰，奋力攀上了权力的绝顶，最终却发现，四周皆是万丈深渊，而他，早已无处可退。
